高校去行政化长期“楼梯响”，这次北大要“下楼”

　　能者上，庸者下。去行政化，转而以能力降人才，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大学改革中的重要一环，任何最新进展都备受外界关注。

　　在今年的全国“”上，林建华对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提出了直接的建议：“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林建华没有让北大的改革等太久。按照林建华的说法，取消行政级别以后，北大会采用聘用方式上岗，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聘任方式，而“过去是用行政的方式来要求的，有一套管理处级干部的规矩”。对此通俗的理解或许就是，以后北大各院系领导，有望打破由上至下的任命制，不再通过行政部门的层层审批。

　　这并非林建华首次就弱化行政级别问题发声。早在去年3月，林建华便曾表示“高校现在的行政化倾向蛮严重的”。不过据林建华介绍，学校行政人员的人事改革还未开始，目前北大聘任制还主要是在教师队伍和学术机构的管理层推行。

　　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是带头响应关于收回编制的国家政策大趋势。最初作为一个教育学的问题被提出的高校去行政化，近几年已逐渐进入国家政策层面。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今年7月，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正在研究制定高校“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对全国233万余在编教职工进行实名统计并收回编制，未来将会实行全员合同聘任制。下一步，人社部将会逐步缩小编外人员与编内人员的待遇差别，解决编外人员面临的多种问题。

　　事实上，去行政化的问题在过去几年算是经历了从提出到倒退到再次提出的过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去行政化”就被纳入到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视野，但多年来受 “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去行政化”改革的支持动力显然不足，这项改革几无实质进展。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高校取消编制最主要原因在于这种管理方式已经远远脱离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的人事管理工作实际，不利于这些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聘用人员，反而在所有高校均造成同一单位内因有无编制几种身份人员之间的诸多矛盾。

　　据了解，传统的事业单位编制往往都附带多种身份属性及福利属性，高校的编外人员在工资、社保、职称评定、住房补贴等方面，都比在编人员差了一大截。据悉，，结果显示，希望改革僵化的编制管理方式甚至取消编制管理，已经成为各高校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问题。

　　对于取消高校编制这项改革，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劳动法专家王向前律师称，取消编制就是政府把定编权力转交给了高校，实质上是扩大了高校在人员使用方面的权力，意味着高校用多少人、建立什么样的教师结构队伍，完全由自己确定了，对于高校控制成本、提升教育整体质量是非常有利的。

　　汪玉凯指出，不同于小学、初中、高中等基础教育，高校是不被纳入进义务教育范畴内的。既然高校能够自主征收学费，因而在人员配置上也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岗位选择人才，这种动态管理能够更大程度上调动人才积极性，今后也必将成为一种趋势。“北大的这次去行政化改革带有一定的趋势性，从‘鼓励当官’到‘鼓励做学术、搞研究’，这样的趋势有利于高校的构建与人才的培养。“汪玉凯说。

　　这部《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基本原则是：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

　　不同的声音在燕园激荡，利益各方在方案背后暗暗博弈。支持者认为，方案具有前瞻性，与国际规则接轨，有助于北大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反对者则对改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公立大学，教师为公职人员，不能说解聘就解聘，没有法律根据。

　　很多大学扭曲的学术评价机制背后实际上有泛行政化的阴影。而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一直为人们所诟病，被认为是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截至2015年12月的北京大学数据显示，在北大教职工总数20916中，专任教师6963名，后勤行政占2/3，而处在教学和科研一线的教师只占1/3。“北大庞大的资源掌握在2/3人的手里，为什么不改变他们？”

　　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起草者、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我们的改革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一个新的体制而不是与任何人过不去。”

　　十余年后，北大再提聘任制改革，困难并不亚于当年。仅从近几年实践情况来看，大学去行政化做得并不尽如人意。

，尽管树立起“改革”的形象，但遗憾的是，南科大改革的“说”，远大于“做”。、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改革，大多没有得到落实，：“去行政化之路如果满分是100分，现在我们也就60分而已，我们为了前进不得不迂回、斡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