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拐点，读懂中国

人类为什么需要历史
 
“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太老/没有人见到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但我还是举手敲门/带来的象形文字/撒落一地”。这是已故著名诗人海子的诗句，这首诗的题目既简单又丰富，它叫《历史》。

如果说无尽的岁月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那么从我们所处的位置逆流而上，我们未曾亲历过的上游的风景就是历史。时光是一张不可逆的单程车票，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制造一台时间机器回到古代，我们只能依凭先人的象形文字，通过有鉴别的阅读和合理的逻辑推理，在想象中接近历史。

作为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当今天的希腊人、埃及人、印度人和两千年前的古希腊人、古埃及人、古印度人除了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其实已经没有更为直接的关联时，今天的中国人却依然是古中国人的后裔。

这种古今血源的根脉相同，让中国人普遍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意识，因为那些发生在古代的风云往事，它不是和我们毫不相关的他者的传奇，而是和我们有着直接关系的我们的祖先的命运。

考遍世界各国，也难以找到另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对历史有着刻骨铭心的重视与厚待。可靠的资料表明，早在夏朝时期，国家机构中就已设置了史官。到了周朝，更是成为代复一代的定制。于是乎，几千年间，中国人的历史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那么，人类为什么需要历史？从功利的角度说，历史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能增加GDP，也不能改善国计民生，它为什么还会如此长久地、不可或缺地存在于人类社会？
 

我想举个例子。例子的主角是一种我们熟悉的动物，那就是水里快活游来游去的鱼。实验表明，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也就是说，对一条鱼来说，它的历史只有七秒，对七秒以前的事情，它已经茫然无知。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有趣而又令人深思的现象是，把一条刚刚钓起来的鱼重新放进水里，它会又一次咬住刚刚才让它吃了大亏的鱼饵。

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的共同记忆。作为个体的人，他的记忆大概是以年或数十年来计算的，但自从有了文字，自从有了史官和史学家，那些记载到书页里的往事，便成为代代相传的历史，人类的共同记忆得以趋于永恒。透过历史，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有过怎样的苦难与欢乐，光荣和屈辱。

至于历史的功用，西方学者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东方学者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所以，我们知道的一个史实是，大史家司马光花费数十年精力，编撰成巨著《资治通鉴》，其目的，就是想把历史的兴亡作为一面镜子，让他的亲爱的陛下及其继承者们通过这面镜子，知道如何避免先人的教训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

所以，我曾经在《1644：帝国的疼痛》中写道：“历史的迷人之处恰好就在这里，我们不仅能从古人那里读出今天的影子，甚至还能揣摸出明天的消息。”

所以，克罗齐意味深长地总结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那么，问题来了，当时间进入当代，对历史的表述不再仅限于文字，而是当影像也要横空出世地关注历史时，我们所需要的历史又会呈现出怎样一种面目呢？

显然，大型纪录片《历史的拐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范本和思路。那就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运用富于思辩的史观，采取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当下视角，利用情景再现和CG制作还原更为直观更为生动的历史往事。

一句话，在《历史的拐点》里，史料中原本冰冷的文字变成了鲜活生动的人物，当我们在打量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时，历史的风云又一次扑面而来。
 
 
历史虽然漫长，紧要处却只有几步
 
从大的时间向度看，人类有记载的五千年文明史不过弹指一挥，在两百多代人的历程里，王朝鼎革，天下分合，是非成败转头空。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常常会产生的一个疑问是：到底是谁在推动历史前进？

一种说法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种说法高屋见翎，自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具体到更细更微的历史局部，我们就会发现，真正对历史产生过影响的，不是那些面目模糊、名姓俱无的人民，而是人民中脱颖而出的大人物。并且，历史虽然漫长，紧要处却往往只有几步。

在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些关键年头，它们是转折，是分水岭，是量变引发的质变，是正常行驶的列车突然转向。这样的年头被称为拐点，历史的拐点。这是《历史的拐点》的基本出发点。在这部纪录片中，对于拐点的描述充满戏剧性。但这种戏剧性不是制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基于坚实的典籍史乘。

在《历史的拐点·商鞅变法》中，如果我们厘清了秦国的前世今生，就会对商鞅施行的这次影响深远的变法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遥远的公元前9世纪，一个叫非子的人为周王当马夫。由于马喂得骠肥体壮，周王便把天水附近的一小块地分封给他，让他做了周王的附庸。100多年后，非子的后人因配合周平王东迁有功，周平王把它从附庸提升到了诸侯。这就是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国的前身。由于地处苦寒边远之地，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民风蛮勇，虽然出现过秦穆公这样的霸主，但大多数秦国国君都碌碌无为，秦国一向被东方诸国看不起，“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国际上根本不把秦国视为平等成员，而是把他看作未开化的野蛮人部落。

如果不是一次历史的拐点，秦国大概永远只是西北边陲一个不受待见的默默无闻的蕞尔小国。然而，机遇降临，赋予了弱小的秦国一次拐点，经过这个拐点后，秦国这匹烈马逆风狂奔，并成为诸侯终结者。

这次拐点的开端，近乎于开玩笑：秦国政府在首都南门立了一根木棍并宣布，有谁把它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工作，政府竟然花费十金？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却没人接招。一会儿，政府又加价了：还是这根木棍，还是从南门到北门，赏五十金。好半天，终于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根木棍扛到了北门。他果然得到了高达五十金的奖赏。这个故事名叫徙木立信。它意味着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商鞅变法正式拉开大幕。

历史的拐点》告诉我们，正是商鞅变法这个拐点，使得秦国神奇地从西方崛起，短时间内，它不仅击败了老对手魏国，还把疆土向东方扩展了一大步。100多年后，秦国能在七国中胜出，建立起中国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商鞅变法打下的坚实基础厥功至伟。

如果把时间从商鞅时代向近代推移两千年，19世纪末，历史出现了又一次拐点。这次拐点改变的是两个东方国家的命运，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这是《历史的拐点·甲午战争》所关注的主题。这一主题在100多年之后仍然令中国人铭心噬骨。

在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并签订了多种不平等条约之后；；痛定思痛的清政府终于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必须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才有可能改善豆剖瓜分的生存境地。于是，19世纪中后叶，一大批有眼光的封疆大吏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提倡兴西学，办洋务，从而达到自强目的。

19世纪是一个海洋决定国运的时代。以至关重要的海军来说，经过洋务运动，到1894年前后，清朝已建立起一支全球排名第七、亚洲排名第一的精锐舰队。当这支舰队的主力舰定远号和致远号访问日本时，日本人的羡慕嫉妒恨表露无疑。

当是时，曾经把中国当作老师的日本正在经历影响至深的明治维新。日本人不仅从技术上学习西方，更是力求从国民精神和体制建设上脱亚入欧，因为在此时的日本人眼里，古老而腐朽的中国已经不足为法，已经从曾经艳羡的老师坠落成必欲染指的猎物。

1894年，历史在这里遭遇了一个巨大拐点，这个拐点就是甲午战争。当李鸿章苦心孤诣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时，历史的拐点已经决定了有过所谓中兴气象的清朝将要走上不归之路。反之，日本这个资源匮乏的弹丸小国，却利用通过《马关条约》获得的相当于该国四年财政收入的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整军经武，发展工业，一跃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

从此，东亚战略格局被改写，列强的交椅中，多了一把属于日本。至于几十年后日本发动全面战争，归根到底，甲午战争的轻松取胜和可观利益也是动因之一。

细究《历史的拐点》，如果我们以更为敏锐的目光去打量、去分析那些历史的拐点事件，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前后相隔很多年的一些事件之间竟然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比如澶渊之盟，它是北宋与辽国的历史拐点，北宋在军事小胜后，用岁币的方式金钱换和平；中日在初次交锋时，清朝也通过《北京专条》付给日本50万两白银，企图息事宁人。

这两起事件的相似度极高，结果却迥然相异：前者，带来的是北宋与辽国之间多年的和平与繁荣；后者，却诱发了日本更加如饥似渴的贪欲。

希腊哲人说过，人不可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套用之，历史也不可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先人的经验不一定每次都能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因为时已变，势已变，历史给我们的借鉴作用，不是要我们照搬历史故事，而是通过这些历史记忆，让我们保持一种警醒。
 
 
历史有自己滚烫的呼吸
 
多年以来，在普通人印象中，历史要么是演义性质的野史，要么是教科书里催人昏睡的条条款款。其实，真实的历史是由若干生动且耐人寻味的细节构成的，它有自己滚烫的呼吸。

如果说野史让人误入歧途，乃是对先人程度不一的误读乃至亵渎，而历史教科书的呆板则让人对历史敬而远之的话，那么一部优秀的历史纪录片，事实上就是要通过还原大量的历史细节，并通过这些细节，尽最大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再现一个业已消失的时代。它不仅需要制作者的历史学问，更需要制作者的历史良知。

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的拐点》无疑是成功的。该片选取了五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关键一年，不仅探究特定的历史拐点的成因，发掘事件背后值得深思的历史规律，而且关注那些站在历史转折点的关键人物，并放大关键一年中最为关键的瞬间，聚焦他们的选择是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历史。

且让我举例来说吧。在我们的“常识”中，原本强大的北洋舰队之所以在日本的进攻下片甲不存，其原因是多年未购买新式战舰，而没有购买新式战舰，是慈禧把海军军费挪用修建圆明园。

但《历史的拐点》通过大量细节还原了更为真实的历史：热衷修建圆明园的不是慈禧，而是光绪。因为光绪想要亲政，想要让垂帘听政的慈禧交权。在城外修建一座华美的园子，既能让慈禧安度晚年，也能使她不方便过问政事。再比如当满朝文武商讨是战是和时，调子最高的主战派也是光绪。他需要一场大获全胜的战争，来增加自已亲政之初的声威。

同样是在《历史的拐点》中，关于商鞅的细节也真实而引人深思：当商鞅变法失败遭到追捕时，逃亡路上，他要住店，店主人却不让他住，因为他没有身份证明。店主人告诉商鞅：按照商君的法律，没有身份证明的人，我们不能接待。商鞅意想不到的是，他亲手制订的法律竟然会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为此，他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有了细节，也才有了真相。当这些历史的细节一点一滴地被还原时，庶几，我们才渐渐看清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倾听到了古人的呼吸，感受到了古人的得意与失落，进取和退缩。

历史处于拐点，说明这不是一些寻常年头。人类的共同经验告诉我们，生活在那些历史记载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年头的人是幸福的。而处于拐点之中，除了成就少数人的功业外，对大多数平凡人来说，常常意味着动荡与苦难。

拐点改变的不仅是国家与王朝的命运，也不仅是帝王将相与达官贵人的命运，凡是处于拐点之际的每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平凡，多么远离权力中心，他的命运都将改变，不可抑止地改变。在充满变数的人类社会，惟一不变的就是：变。
 
2016，8，21，大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