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两翼、三足鼎立”：全球贸易新常态、治理新框架与开放新战略

本次研讨会首先由鞠建东教授发布“全球贸易新常态、经济治理新框架与开放新战略”课题组研究报告，重点探讨“全球贸易新常态”、“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与“开放新战略”三大核心议题；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研究中心主任在研讨会上进行主旨演讲，发表他关于贸易新常态与新结构的独特见解；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就TPP在全球治理新框架下的发展战略发表自己的看法；人民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谷克鉴教授、南开大学 APEC 研究院院长盛斌教授、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所长助理宋泓教授等国际经济学者就三大新问题展开思想碰撞，对当前全球贸易新常态、新结构以及开放新战略进行深度讨论。

由鞠建东教授领衔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全球贸易新常态、经济治理新框架与开放新战略这三大核心问题可以总结为8个字：一体两翼、三足鼎立。

鞠建东教授认为：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核心、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长趋缓、三足鼎立、结构区域化”的新常态演变。在全球贸易新常态与新结构下，以美、德、中为核心国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及华夏共同体，可以说共同构建了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G3全球治理框架。的对外开放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发展：通过华夏共同体、东亚共同体推动东亚经济的深度合作，使开放向深度发展、以为两翼向广度拓展，建立“一体两翼”的对外开放新战略。

全球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贸易核心国和区域合作结构的变化上。就贸易核心国而言，在2012年之前，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也一直是全球最多国家或地区的。但是，2012年之后，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全球三大贸易国依次变为、、德国。

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全球贸易正越来越体现为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全球贸易正在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从1995到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的基本结构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首先，亚洲地区的贸易“核心”已由日本转变为；其次，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其也都从转变成。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亚洲价值链的态势更加明显。“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已经被、、德国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以、德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格局已基本形成。

综合来看，2012年之前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由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资源国家推动，源于四个因素：第一，发展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第二，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第三，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第四，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产品贸易的迅速增长。在这些因素中，都是决定的力量，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

然而，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四个因素在2012年左右发生变化：第一，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进入“刘易斯”拐点；第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在进入平稳期，而其他发展家的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第三，主要国家的利益出现分化，在此背景下，各类贸易谈判举步不前、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第四，以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正向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转化，全球垂直分工的结构发生变化。

鞠建东教授认为，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核心、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

回望历史，二次大战后美、英、法、、安全治理机构；然而，主要大国的短暂合作迅速演变成G2：美苏两极对抗。苏联解体后，两极对抗演变成G1：由领导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体系。1971年的石油危机催生了美、英、法、德、日、意、加的G7，成为西方以至全球经济与金融政策的重要协调机制。然而，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在近三十年间已快速崛起为G7之外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也宣告G1-G7体系走向终结，同年11月15日G20峰会首次举办，开启了后G1-G7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探索。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和经济结构相适应。近年来，以、德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全球经济结构的区域化新特征催生出各种区域性的诸边治理体系，以此为起点，课题组研究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为核心，欧盟（EU）以德国为核心。相比较而言，亚洲目前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但碎片化区域经济合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成为深度一体化的关键性阻碍。首先，数据表明，已经成为东亚经贸的核心国家，其次，东亚地区以华夏文化为为纽带，构建“华夏共同体”，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国际经验表明，生产、贸易依存度，距离，文化相似性，。根据这些因素，以“华夏文化”为基础，以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蒙古、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为首批成员，在现有经贸联系的基础上构建“华夏共同体”，建立一个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循序渐进地推动东亚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率先实现贸易和投资的深度自由化，而后追求关税和市场的高度统一，最后建立共同通用货币区。这一方案是基于当前经贸基础的可行选择，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格局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鞠建东教授认为：、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社会群体乃至个人在共识基础上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合作。一个成功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取决于以下4点要素：

第一，代表性。2015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华夏共同体三个地区的GDP总和占全球的71.2%。与此同时，三个地区分别代表了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全球生产结构。

第二，效率。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和参加谈判的人数成反比。G20只有诞生出核心国家，才会成为一个有效而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如果由美、德、中首先在NAFTA、欧盟、华夏共同体就相关议题获得各成员国的一致意见，再代表三个自贸区进行磋商并取得共识，继而由各自贸区的成员国家在国际组织推动相关议题，执行相关政策，那么这种“G3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将很可能开创一个更高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三，推动合作而不对抗。由两个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容易演变成两强争霸，争夺全球霸主的巨大利益诱惑使得G2体系通常不稳定。G3相对于G2, 可能更加趋于合作。

第四，鼓励多元化，而不是霸权。多元的文化是创新的土壤，不同国家之间的有序竞争推动了世界的良性发展。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三足鼎立的G3体系鼓励竞争，鼓励多元化。在一个三足鼎立的体系，任何一方都难以建立霸权，因而是一个稳定而多元的结构。

鞠建东教授认为，我国外贸发展面临两大问题：

问题一：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及产能过剩问题并存。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日益枯竭，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正在向“人口赤字”转变，刘易斯拐点已经（或正在）到来。同时，我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

当前我们推行的“”战略正是应对上述问题的重要举措。其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可转移至周边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经济体，其次，战略帮助沿线国家提升基础设施质量、创造现代化工业发展条件的同时，亦可实现我国过剩产能的海外利用；最后，在框架下加强与沿线各国的油气战略合作，对保障我国生产中油气等能源的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鞠建东教授指出：战略，以亚洲经济为依托，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为及沿线各经济体的经贸发展疏通出陆、海两条通路，振翅亚洲经济的腾飞，是为“两翼”。

问题二，技术升级的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在技术水平所处的层次来看，仍明显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然而，相对于亚洲地区的其他发展家而言，我国当前的技术水平已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按技术级差排列工业发展的“雁行结构”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打造东亚、乃至亚洲区域价值链的可行途径首先在于深度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在文化交融基础上加强经贸深度合作，建立“华夏共同体”，是为“一体”。

对外开放战略一般由五个要素决定：市场、技术、资本、非技术劳动力、技术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开放进入新阶段。在新阶段，五大要素禀赋在结构上发生了重要变化，新阶段下的新变化要求我国的对外开放呈现“一体两翼、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一体两翼、三足鼎立”是对外开放在的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的发展。华夏共同体推动以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的建立、东亚国家的深度经济一体化，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产业升级的完成，是开放战略的深度跃升；而促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过剩产能的有效利用，保证原材料的海外供应，是开放战略的广度延拓。

在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由“一体两翼”的开放新战略奠定和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位，建立“三足鼎立、多元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新框架，是在新阶段的开放战略，推动与世界世界经济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