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中，有两个人改变了他的命运，或者说，有两类人迫他试图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是叶天士，另一个就是衍太太。一类是中医，另一类就是流言家。有两年多的时间，因为父亲的病，鲁迅和中医（“名医”）几乎成了“朋友”——他隔日要到周家出诊一次。名医的问诊费是昂贵的，何况是隔日一次的问诊。那时周家正从小康之家而堕入困顿，如他在《呐喊》自序里说到的，他常常要从当铺高高的柜台下在侮蔑里接过钱，再到药铺里去抓药。这之后自然就如《父亲的病》里所说，要到百草园寻原配的蟋蟀或到旷野里觅经霜三年的甘蔗当药引，——然而父亲的病却仍然在日益的坏下去。对于这个“名医”，鲁迅在《父亲的病》一开头就讲了当时盛传的他医死人的故事，正文开始好久却都没愿提及他的名字，后面说到曾因一味“梧桐叶”治愈病人而出名的“叶天士”时，我都不敢确定这是不是前面一直说给他父亲医病的“名医”。这个名医最终给父亲推荐了另一个“名医”，叫陈莲河的。陈莲河有名的处方是“败鼓皮丸”（就用打破了的鼓，制成的丸药，治疗水肿。因水肿身体是鼓着的，说是用破鼓做成的药，就能破了这鼓），药服用了一百多天后，父亲最终躺在床上只剩下喘气的力了。陈莲河最后出了一次诊，是特拔（平日诊费一元四角，特拔10元），开了一味药，连药引也马虎了，只说中医医病但不能医命，交待病人还是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冤愆之类的吧。这段经历留给鲁迅的印象是深刻而痛楚的，被误诊的父亲肉体上承受的痛苦，家境因此的愈加败落，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世人“真面目”的嘴脸，于他都是难以磨灭的记忆。中医在他的眼里从此就是庸医和骗子的代名词，在小说《弟兄》里忍不住也加了个情节对中医进行讽刺，——沛君为了弟弟的病找了西医，等西医等得着急了，就找了一个中医先去看看，那个中医的名字叫“白问山”，——名字本身，隐含着对中医的挖苦。自然结局也正如白白去问空山，那中医将疹子误诊为猩红热，而且还说是“能治”的病，不过“要看府上的运道”如何。鲁迅后来到日本留学，最初想到要学医——学医医治国民的病体，缘于父亲生病求医的这段经历。然而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离开，做出“那么，走罢！”决定的，却是衍太太。鲁迅小说中的女人，无论祥林嫂还是豆腐西施，美好的形象并不多，然而至少还是可同情或可怜悯的。唯有这衍太太，这个并不是小说中杜撰出来的女人，却是一个只可憎恶的形象。童年的记忆中，她是“好脾气”的。比如说罢，孩子们早上看到水缸里结了冰就去拿了吃，别的太太看见了会喊，“别呀，吃了会肚子疼的”，而她则不，她会欢喜地鼓励他们吃，让他们看谁吃得多，而这个时候若碰巧有哪个孩子的家长走过，孩子碰巧吃得肚子不舒服了，她会马上责备的语气对孩子说，“啊呀，你看，我说不让吃不让吃，你偏吃，肚子疼了吧？”。这个衍太太，是鲁迅从叔祖周子传的妻子，在《朝花夕拾》的十篇文章中，两篇里鲁迅提到她。前面说到的细节出自《琐记》，《父亲的病》里，结尾说在父亲快不行了的时候，是这个衍太太大声地催他不住喊着“父亲！！！”，在他的喊叫中他父亲很痛苦地离开了人世。鲁迅的父亲去世以后，鲁迅也逐渐地大了，再到她家去就是大人一样地聊天，这时开始愁穷了。衍太太说，你母亲的钱不就是你的钱么，花她的就是。鲁迅说母亲没钱，她就说珠子之类的首饰总该有的吧，找找抽屉柜子里。鲁迅觉出这话的异样，就再不到她那里去了，然而不久就有流言传出，说他已偷了母亲的东西去卖。鲁迅说，他是知道流言的出处的，倘是现在（写文章时），但凡有地方发表，他一定会骂出狐狸尾巴来，而那时，却觉得自己真如犯了罪，而且怕见母亲的爱抚，于是决定走了。从故乡到日本，从日本到北京，从想成为医生医治病体，到拿起笔试图唤醒魂灵，鲁迅的出走不能不说是一场生命探索和华丽转身的旅程，而且，他因此最终寻到了灵魂的归依，和生命表达与战斗的最好方式，——用笔。这世上向来不缺流言家，向来不缺心怀恶意者，对衍太太之流鲁迅“一个都不原谅”，在那个并不光明的时代，他成了一名决绝的战士，把笔掷向更深的夜，更虚的空。尼采说：那些没有杀死你的东西，最终会使你更强大。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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