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新刊 | 独立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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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音乐》

七月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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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编者话

尴尬的独立

这一期的主题是独立音乐。本来设计封面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想法，弄几排罐头，上面大大地写着：独立音乐——纯天然，无添加，开盖后需冷藏。初衷是戏谑地探讨一下文化、商品和修辞之间的关系。后来想想，难免流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局外人的牢骚。

对于独立音乐，我是个局外人。所以为了写这篇编者话，还特地约了在演出现场混迹了十几年的朋友，想要聊聊独立音乐。得到的回复是：“现在哪儿还有独立音乐啊？”

不管独立音乐有没有，“独立”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独立设计师、独立出版、独立制作人、独立乐队……中国的社会变化都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的，从公有制到独立热都是一股脑儿地发生了。于是，“独立XXX”怎么听来都有点吉野家“匠心”牛肉饭的味道。从小众行为变成大众语汇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亚文化咸鱼翻身的代价难免是被主流釜底抽薪。这不，众多音乐选秀节目都摆出一副“从娃娃抓起”的文艺教育姿态，勤勤恳恳地告知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们：“别忘了谁说了算。”

当然这些“谁”不仅仅是那几个评委和那一群观众，还有我们飞速建立起来的文化商业体系。

“独立”变成了流行语，就导致了意义的丧失——怎么就独立了？之于什么独立？是商业的独立、风格的独立，还是精神的独立？商业的独立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基本是个悖论，否则北京各大老牌 Live House 也不必纷纷树倒猢狲散了；风格的独立见仁见智，当然听过见过的东西越少越觉得新鲜；而精神的独立基本就是往情怀里去了，但毕竟干的是服务感官的事情，活儿还是得好。

独立音乐的一个矛盾在于独立本身不是一种风格，也不是一种音乐类型，而更多的是制作和出版的过程。但是这和听歌的人又没什么关系，大家要的是最后的东西，与中间的种种过程并不相干，也不应该和消费者相干。其实，当年王菲挺有独立音乐的状态的。读过一篇比较全面地分析王菲如何火遍两岸三地的文章，简单而言是说她的音乐之于内地多些香港的洋气，之于香港多些台湾的人文，之于台湾又多了几分北京的野气。这么一来，十几年前她在哪儿都显得挺另类的，当然这其中是因许多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等导致的，而她的另类抑或前卫怎么听着又有些投机倒把的意思。但这都不妨碍她的音乐从风格到品质都独树一帜，甚至就连她的历次婚变也给不少人带来灵魂的救赎。

所以不管是音乐，还是出版、设计、制作云云，独立与否似乎真的不那么重要，而且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了。毕竟我们没必要把文艺工作者们和坐在小隔间里直播的网红相提并论。“独立”最终还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心态和状态，说到底和谁都不大相干，是个自 high 的过程。

其实不管是独立还是自由，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挺奢侈的一件事情。中世纪欧洲那些追求信仰的纯粹、深入山林自己构建修行团体的基督徒，许多都被教堂冠以异教徒的罪名。这些人之于一千年前的欧洲，不亚于嬉皮士之于六十年代的纽约，也不亚于崔健之于三十年前的中国。而异教徒的英文 heretic ，其希腊语词源“ hairetikos ”的意思便是，“可以选择”。

当然，很多时候，“可以选择”比“没有选择”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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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音乐”一词逐渐地变成了一种标签，逐渐被人们以既有概念去定义，而这与独立音乐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正当人们陷入茫然之际，依旧有一部分人无论是做乐队，做厂牌、办演出、制作唱片、听音乐还是通过镜头记录这一切，他们都坚持让“独立”的精神贯彻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上。为此，本期 OPENPAGE 的专题将尝试从他们的视角呈现独立音乐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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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PERSPECTIVE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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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在一个迷惘的大时代唱出了属于中国的摇滚乐，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1994 年，“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摇滚中国乐势力》大型演出，引来世界各地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组建乐队，去创造一种有别于主流音乐的声音。

20 世纪 90 年代过后，随着摇滚乐黄金年代的逝去，以及更多新鲜的音乐类型从国外涌入，人们开始逐渐摆脱摇滚天堂的诱惑并开始探索更独特更自我甚至更为先锋的音乐——它们与主流唱片工业完全不同，从音乐创作到录音出版都由音乐人独立完成，而音乐风格往往也无法清晰界定——一个属于独立音乐的时代悄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