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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河 | 历史三峡:胡适之路与严复之路——从熙宁变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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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今日为其逝世55周年纪念日


 

在胡适逝世55周年之际,追问国强与德行。

 

 

严复(1854-1921)



1

中国百年宪-政之道,大致可以通过严复(1854-1921)和胡适(1891-1962)两位人物作为代表性符号,阐述自晚清《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以来,中国宪-政思想10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经验以及教训。这两位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中国宪-政思想发展的两条路线或表达方式,严复以其代表作《天演论》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具有进化论特点的宪-政思想,强调富强为体,宪-政为用。,,,因而难免滋生不择手段的恶果。胡适不仅将宪-政当作国家富强的工具,他更强调这是任何一个试图走向现代文明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德性(自由、、民主),从而认为不宪-政,无文明。

 

假设这两条路线的存在,,他们对宪-政的理解大相庭径。前者只拥有思想权,他们在统治者之外,而只有后者才拥有实践权,知识分子只有通过统治者才能让其思想或理念得以实现。对比而言,国强之于德性,无疑具有更为显性的评价标准。即使英明的领导者对宪-政之路所指引的美好图景有所了解或展望,也往往受制于统治集团的利益诉求而无法将一个国家的德行付之实践。这样,真正体现了宪-政精神的胡适路线(知识分子路线)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悬空的状况,突破口何在呢?

 

无疑,要使宪-政从思想领域跨入实践领域,在具体国情限制下,似乎必须具备几个前提:开明的领导者,统治集团最终的一致性,知识分子有能力说服统治者,并且统治者也能够被说服。这就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处于两个分离世界的人们,如何说服彼此呢?当然,这样的论述是有预设前提的,所谓较好的可能性,较为平稳地渡过所谓“历史三峡”。事实上,有些时候,社会力量贮积至一定程度,所谓往哪里走,往往也并非某些人单方面意愿所能决定。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有言,历史并不由个人或某些人意志所决定吗?

 


 


2

围绕着北宋王安石(1021-1086)变法的得失,一直有着君子兴国,还是误国之辩。这是儒家内部的义利之辩,或说道德与富贵之辩,。当然,由于历史背景和实践迥异,这种比较只是大致从精神气质来说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代表着(国家)富强路线,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则近似代表德行路线。对于北宋的灭亡,他们究竟负有何种责任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若然当时没有外患,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或许就不至于那么仓促,或许可较安然的度过危机。

 

一定程度上而言,变法的确达到了强国之目的,但国强并没有带来民富。在变革中,国家垄断一切,官吏为了完成硬性指标,强逼民众之事并不罕见。更有不少官员趁机借改革之名实行腐败,比如均输法,其实就是国家直接做生意,苏轼就有批评会为腐败大开其门。作为欠缺德性的官员,最怕的就是统治者实行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因为只有统治者有为而治,官员们才会有腐败的好处。民众为了完成任务,被迫学会求人托情。如此,经“国家-官员-民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人心就会焕散,民风难再淳厚。宋神宗晚年破釜沉舟,派重兵与西夏决战,却大败而归,不久即忧郁离世,除了西夏人可能更为善战外,或许人心的相对焕散也是一关键原因。

 

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可称之为君子。知识分子在考虑决策时,往往拘泥于理论,大多只考虑是否应该做(应然性)。,以及做的时机成熟与否,并且更着眼于实践。王安石书生意气尚浓,搁浅于应然性,固执己见,。而宋神宗则太过急功近利,没有认识到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时机与实践上有所欠缺,。

 

或许当年苏轼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国家的恒久更在于道德修养,风俗淳厚、民心得失是关键。而王安石变法过于强调国强,难免有意无意间破坏道德,导致人民片面俭财,成为经济动物而非道德主体。当下,在全民经久不息的经济热潮中,那些感慨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的叹息,是否就是千年前历史的回音呢?

 

问题是,如何将富强和德行统一起来呢?无法绕过的人物是统治者。如何引导民众,有赖于国家长期稳定的政策,一个国家的德行其实就表现在普遍民众的道德修养和风俗习惯上。若按老子说法,国家的提倡和统治者的德行与民风的培育和倾向是密切相关的。由此可以说,一个民风不再淳厚的国家就绝非一个有德行的国家。

 

在回首历史时,我们不要忘了,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得以进行,没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神宗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因而不少学者更愿称之为熙宁变法。作为一个有魄力和志向的皇帝,无论最终事与愿违,依然是可歌可泣的。王安石面对明君,料想不用费多大心机来说服。只是可惜,或许其求国强过于心切,视野有所偏颇。或许,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他们也可能注意或考虑到德行问题,只是由于外患当头,先求国强罢了。只是历史不给他们机会,在国强之后再兼顾德行。可以说,,变法已达到了它所能承载的最大成效,注定只能在保守党的围攻和人民的漠然中破产。

 

但作为知识分子,士大夫与统治者的合作范式,变法留下无数值得玩味之处,,即使在神宗去世后仍维持一段时期。“国是”的体制使权力之间的斗争得以维持一个平衡点,即使是神宗也得迫于“国是”而无法随意排除反对变法的异己。然而,,也并非固定体制,主体是皇帝,它是皇帝制定的,主动性掌握在皇帝手上,并且皇权依然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依赖于某个最高统治者的制度注定不可能长久,必然会随着统治者的变更——或性情变化,所谓看心情——而改变或渐消失。

 

总的来说,这一次变法能够得以进行。首先是统治者具备德性,富有忧患意识;二是有智慧和魄力,能够不受制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纷争;三是知识分子的说服。王安石曾有两次万言书,宋仁宗拒而宋神宗纳。究其短处,。

 


 


3

回溯历史,我们得知,在知识分子与最高统治者的说服与被说服中,一系列改革得以前仆后继的进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德性。何况大多改革都是源自内忧外患的危机关头,仓促行事,难免回天无力。又如晚清的戊戌变法,此次变法持续仅百日,在慈禧太后的反扑下如昙花般凋谢。清朝的最终覆灭在劫难逃,但最终留下了中国宪-政的第一个脚印(《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尽管粗陋而蹒跚。

 

如果有足够的历史视野,我们都会看到,凡是危难之际实行的改革,无一例外均是失败。这是个好玩的悖论,不逼到临头,无动力改革,毕竟利益太大;危难之时被迫改革,又往往积重难返,死得更快。所以我们最终看到,很多曾经国家强大的专制国度最终都烟消云散,或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几代后人用生命与幸福为代价去折腾。比如强大的前苏联——典型的国家强大而民众不幸福,缺乏德行的国度——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历经的挣扎。纵观各国历史,只有国家有德行,民风淳厚,才更具凝聚力——所谓和谐社会——,更能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非相反。一个国家有德行,制度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民主。

 

虽然熙宁变法为百年之外,但历史有着某种惯性或路径依赖。将目光回溯至更久远的土壤,从中探求何谓传统及其中的可能性,未尝不可。知识分子与家国的命运,何尝能被时空所阻隔呢?




孙中山(1866-1925)



4

晚清至今,组织派系的权力博弈胜于政体选择。,。,而是基于权力。如此,,。后来的孙(中山)袁(世凯)之争,国共之争以及组织内(党内)的权力之争不过是晚清权力欲求的扩展版而已。权力分享艰难,刚性组织排斥弹性共和,,。,因而组织结构之间的权力或力量的抗衡冲突是正常的,但关键是冲突各方必须相互妥协,而不是你死我活。

 

。“洞穴”本是人类共同的困境,?,有着人类——至少是国族——命运共同体的信念,不为眼前利益所局限。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着实效主义的哲学,缺乏超越的追求和形而上的世界观。同组织派系的权力欲求一样,权利诉求局限于个体和组织周遭(小共同体)的狭窄利益,而未能抵达荣辱与共的整体(大共同体)命运。

 

“稳定压倒一切”,对稳定的强调无庸置疑,问题是如何理解稳定呢?何谓真正的稳定呢?自从2004年万州事件以来,,并呈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征,这无疑是源于社会积怨、民众权利诉求的长期存在。若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由于多元力量的参与和制衡,会形成一个具内在调节能力的社会生态系统,某部分出现了问题,可以自我痊愈,从而呈现结构性稳定的良好循环。但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组织的疲弱,法治的不足——只要遇上权力,法律就往往失效——所致的市场相对无序,只剩下政府这一元力量的社会治理。

 

因而后者也就承担了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此成为全部各种类型民怨唯一的出口和攻击对象。但这能怪谁呢?政府不放权分权,也只有自讨苦吃。为了尽快息事宁人,动辄就是严厉定性,快速出动警力压制,事后补偿利益受损民众和从严处置带头闹事者。如此理解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越压越不稳。作为结构性的问题,必须结构性的调整,如今的“边际推进”方式注定撼动不了,因而往往于事无补。只有多元力量的动态制衡才是真正的(结构性)稳定。动态的稳定与和谐(和而不同)是相通的。

 

 


袁世凯(1859-1916)



5

富强为体,。,是强调过程正当,规则至上乃法治文明之基石。但在富强目标指引下,,乃至忽视(只见富强,。这当然与我们的历史遭遇相关,“落后就要挨打”的紧迫感步步相逼,为了不挨打,国家富强最为迫切与紧要。只要国家富强了,就不用挨打了,因而就是一个好的国家,这是很多人的自然思维。如此,就将富强的事实判断替换成好坏的价值判断,而推行民主自由似乎短期内很难看出不受挨打的可能性。

 

这种为了所谓自定义的“伟大崇高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的行事方式,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中真是司空见惯。所谓社会进步,总是要有人牺牲的,就是其中的高论。问题是谁有权力规定谁是牺牲品呢?没有权力制衡,实质就是流氓当道。“不论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在民间被演绎为“不论白道,只要赚钱就是好道。”在世俗社会里,或许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为了发展经济,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付出环境资源和人的权利的代价。是否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呢?它也可能与老鼠同归于尽,若那是一只得了不治之症的老鼠或刚吃了老鼠药的老鼠。这就牵涉到问题的另一面,怎样的老鼠是好老鼠呢?这个问题必须被猫所破解。如此见识,加上能力,成为逮着好老鼠的好猫才是顺理成章之事。何谓好老鼠呢?若只是宏观的集体诉求国家富强,那么个体尊严则往往被消解,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念最终让位于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好的手段(好猫)加上好的目标(好老鼠),才可能是一出好戏。这只有宪-政才能保障。(此文为2008年旧作节选,为百年中国宪-政史缘何只是百年思想史系列之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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