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过去拒绝，现在我要自荐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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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社会学会（Chi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SA），是由从事社会学教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自愿组成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 。自1979年成立以来，已历经九届会长。2017年7月即将进行第十届会长选举，本文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参选会长的自荐书，更是一份对中国社会学会的改革建议书。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郑也夫（东方IC/图）
全文共3296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遗憾,未能将研究机构中的学术荣誉与行政职务分离,即让学术权威脱离行政职务,让院长、系主任、所长等行政职务成为教授团决议的朴实的执行人。
笔者多年来拒绝各种奖励与荣誉。既然认为会长是一种荣誉,为什么要向此荣誉伸手。此前的拒绝是因为我质疑一些评价系统，故不愿接受其评价。而此次的自荐行为,包含着敝人改革制度与破除陋习的强烈用心。
——郑也夫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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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简历。郑也夫,男,1950年生人，无党派。,1986年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硕士。自1982至2013年先后在北京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未申请过任何课题项目，没有过一分钱课题经费。主要学术著作《文明是副产品》《吾国教育病理》《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信任论》《代价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主要社会评论杂文集：《半开放社会》《抵抗通吃》《被动吸烟者说》《走出囚徒困境》。。现为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曾任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总策划。
动机是人们面对反常行为时常常猜想和热议的。一个无官无职的退休教授自荐担任会长前所未有。笔者愿自白动机，与其说是为免遭非议,勿宁说这正是这一非常举动的题内之义，即宣扬一种理念，推动一项变革。
社会学会长职务又与院长、系主任、所长职务不同。会长没有后者那么繁重的事务负担。其主要工作是利用其声望和判断力促进学术交流。应该说会长职务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项至高的荣誉。这性质决定了:其一,评选会长的根据是学术成就的高下，而非行政职务之大小。其二,荣誉应分摊,而非垄断,故会长任期应定为一年。其三,有行政职务者，因事务工作负担已经很重,不是做会长的最佳人选。
1979年中国社会学会成立。1979-2008共六届30年经历了四任会长。四人中无一人无行政职位。2005年以前会长任期没有年限，学会章程亦不健全。2005年修订了学会章程，有如下制度安排。其一，会长任期三年。其二，设副会长10人。因副会长可以连任，，14人做过副会长（上述三位会长也做过副会长，此处计算未包括）。17人中无一人无行政职位。行政化成色十足。再看荣誉分摊。如果按照笔者提议的制度安排，正会长均任期一年，每届设正副会长各一名，则9年中，将有9位会长和9位副会长，共18人。与过去九年的实况相比，笔者的设计中会长多6名，副会长少5名，且副会长均为当年唯一的副会长，而不是默默无闻于10人之中。
美国社会学会从其成立的1906年到1915年，会长任期两年。1916年至今均为任期一年。比如任期从2015年8月开始，到2016年8月终止，被称为2016年的会长。这称呼有道理，因其任期的重头在2016年。在美国社会学学会110年的历史中,106人担任过会长。中国学者所能想到的卓有贡献的美国社会学家,大多能从历届的会长中找到。对于一年任期下的换届是否仓促，有没有来不及适应的问题，其选举制在细节上有很好的应对。即会长、副会长要提前两年选出，待任一年，之后正式任职一年。比如2015年3-4月份开始提名2017年的会长和副会长，5月15日会员在网上匿名投票。2015年7月份公布Michèle Lamont和Kathleen Gerson胜出。2015年8月份社会学年会闭幕时，2014年选出的会长Ruth Milkman和副会长上任（他们已经待任一年），而2015年7月份选出的会长、副会长Michèle Lamont和副会长Kathleen Gerson即刻成为“待任会长（President-Elect）和待任副会长”，他们将在2016年8月上任，而名称上是2017年会长。他们以此解决一年任期制中的衔接问题。美国社会学会在长期实践中改良出的换届衔接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社会学学会有大约15000名会员，学生也可以成为会员，有资格投票的会员八千多人。获得100名会员（包括学生会员）提名者，可以成为会长候选人。而会长的产生是全体会员直接投票的结果。2016年的会长选举中，49%的会员，即四千多人参加投票。2011年7月通过的中国社会学学会章程规定：“第十条，会员享有下列权利：一、本团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第十八条，理事会的职权是：…… 二、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选举和罢免常务理事。”实际情况是，中国社会学学会拥有2300多名会员，300多名理事是单位申报后经资格审查和会员大会鼓掌通过而产生，会长则由理事（投票人须达三分之二）选举产生。章程对这一重大事务的阐述并不清晰，这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学会的规模毕竟不是很大，会长是从全体会员还是理事的选举中产生，是值得斟酌的。笔者倾向于前者。且认为，学生，至少是研究生可以成为没有投票权的会员。
我一直认为democracy译为译为“选举制”更恰当，因为选举之后是当选者主事和决策。美国学会会长的一年制，要比我们现行的三年制，对换届衔接处理得更好。
与一年任期制相比，笔者更激进的主张是选择会长的唯一考量是学术成就。这本来算不上激进，学术荣誉理当来自学术成就,只因积习日久,常识才显得突兀和激进。敝人以为,行政职务确也在考量之内，非因它是积极因素,在于它属消极成分。即一个人能否同时做好两份事务工作——会长和一个学术机构的行政领导——应该是引起评委们审慎评估的事情。至少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兼任二职。
笔者多年来拒绝各种奖励与荣誉。既然认为会长是一种荣誉,为什么要向此荣誉伸手。此前的拒绝是因为我质疑一些评价系统，故不愿接受其评价。而此次的自荐行为,包含着敝人改革制度与破除陋习的强烈用心。
笔者深深以为,实践自己小学科的选举是切实的着力点。微观改善了,整体还能长久滞后吗?与此同理,与其宣扬一种理念,不如以一种包含了此种理念的行为亲自登场。笔者曾撰文《中国社会学会长任期刍议》（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9日）（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27日）。建议关心本文的读者一并阅读这两篇文章。而两文死水微澜之效果令敝人意识到：人们可能已麻木于理念的宣讲,却有可能热衷真人秀,会被同行间公开竞争的输赢吸引。
环顾学界生态，敝人以为，会长职务之产生是学术界制度与观念变革的可能的突破口。产生校长、院长、所长、系主任职务的程序已经固化，受到行政权力的太大制约。产生会长的程序虽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处（关于投票方式可参阅笔者《有限匿名制刍议》），毕竟在较大程度上豁免于学术界之外的力量。如果在这里发生了良性变革，必有其示范性、扩散性。
我是一个在乎输赢的人。但宁可个人受挫，也要搅动一池。
我是一个在乎荣誉的人。但不管他人臧否，敝人以挺身自荐为荣耀。
一枚楔子已经打进固化的模式中。如果你有一张选票或能够影响会长选举,是重新思考的时候了。
内容链接：有限匿名制刍议
匿名制的初衷是良好的：一方面，消除投票时情面之顾虑；另一方面，避免投票结果导致的人际纠纷。但匿名制是双刃剑，既可掩护君子，也可掩护小人。经历了若干年的博弈，匿名制的效果要认真评估。就学术机构而论，选举干部、评定职称、评选骨干津贴、评选科研基金、研究生答辩投票，几乎统统受到私心和“关系”的左右，而这些不能处以公心的投票又统统得到匿名制的掩护，使得营私利己可以不露痕迹，畅行无阻。
据说，某出版社想出版优秀博士论文，希望教授帮助筛选。结果所有的论文都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评语。无奈，出版社提出，署名的评语将同论文一同问世，便立遭拒绝，或放弃推荐。可见匿名和署名各具功能，不可偏废。
鉴此，笔者提出一种“有限匿名制”，旨在融合匿名与署名二者中的两种积极功能。方法非常简易。事先准备的选票上已经写好了投票人的姓名。投票人填写好自己的投票意愿后，按照规定方式将票折叠好；唱票和验票时，投票人的姓名被折叠和隐匿在里面。如果是小规模投票，当选人（比如博士学位获得者）有关该事项的材料中，甚至职称证书、学位证书，应包含全部投票人姓名。尽管不知每个投票人的态度，投票的结果和信誉毕竟要同这些投票人牢固地系结起来。投票结束后，选票全部保存在一个信封中，贴上封条，存档。保存期一年、三年、五年，不等，根据不同事务事先制定下来。保存期一过，任何人都有权查看选票，看后可以公开披露。在此基础上自然会衍生出舆论压力和制裁制度：一个投票人屡屡向显然不够资格的人投赞成票，他的投票资格便成了问题，应该经受审核，对多次严重失职者应当取缔其资格。
信誉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通行证。全然不顾及自己信誉的人是不多的。人格的败坏从来是与制度的残缺互为因果的，是在制度的保护伞下恣意横为的。一个已经开始保护恶行的制度，应该接受广泛全面的质疑了。
郑也夫 《南方周末》200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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