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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书大来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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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书大来头(一)

小书大来头(二)


上一期文章中,我们简略介绍了曹元森先生的江湖地位。以他身为“前御医”的身份,在大疫当前时,说出来的话当然是很有份量的。

 

更何况,虽然大清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曹元森仍然和上层社会接触密切。用他儿子的话来说,“见知于大总统徐公(徐世昌)、曹公(曹锟),衔命为各省军民长官视疾,所至有功,由是驰驱国事,赞襄实多,盖医疾而兼医国矣。”

 

曹锟有一次生了重病,差点不治身亡,但曹元森一出手,只用了两三天就药到病除。“群医束手,势将殆矣。徐东海(即徐世昌),余师也,闻而悯之,以余属名医曹巽轩(即曹元森),一剂而沉疴立起,二三日而爽然若失。”

 

有了各位大佬的信任,事情就好办了。曹元森很快得到北洋政府的正式授权,于是马上组织人手,前往山西大同进行防疫。参与首批治疫的杨浩如、张菊人等人,都是北京名头极响的名医。

 

第一步当然是分析疫情。据记载,此次山西鼠疫症状包括恶寒或战栗、头痛眩晕、烦渴倦怠、恶心呕吐、颜面蒸红、眼球结膜充血、皮肤灼热、舌被厚苔、暴躁谵语、间断性痉挛。患者最终大多因为心脏麻痹及虚脱而死。

 

曹元森一行通过认真分析,提出以“逐秽”为第一要务,并确立分三焦施治的原则:“上焦如雾,清而化之,兼以逐秽;中焦如沤,凉而下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养阴;恶秽既通,乘势迫拔,勿使潜滋。”

 

这话说起来简单,但背后的逻辑可一点儿都不简单。

 

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里没有“瘟疫”,也没有“鼠疫”,而是有个“温役”,也就是“温病”。但温病这个词出现的时间也很晚。

 

古代地广人稀,“空气清洁而不杂”,“温病”少而“伤寒”多,所以汉代名医张仲景写的书就叫《伤寒论》。

 


后来,温病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清初名医杨栗山总结道,自己行医30余年,见过的温病数不胜数,而伤寒却只有4例。

 

一代名医杨栗山


到了民国初年,疾病的情况又有变化——“今之地犹昔之地也,人数则几倍之,干戈几遍全球,暴尸流血,民多夭折,物多疵疬。加之旱潦失常,其为杂气流行天地之间钟于人者,即温也。若推而言之,虽鸡猪牛马所钟者,其传染与人无异。鼠疫之生,非必自鼠,其传染于人,亦不独为鼠,其病状又皆同于温。”

 

以上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现在的地方跟原来一样大,但人数却多了好几倍,再加上战乱不断,“杂气流行”,所以导致温病增多。鸡猪牛马等动物也会感染疾病,传染方式和人一样。鼠疫并不一定因为老鼠而生,也不一定通过老鼠传染,但症状都符合温病的特征。

 

总之,先把鼠疫和中医所说的“温役”对应起来,再来找具体的治疗方法。在“三焦施治”的指导方针下,各位名医商定出了一个主方——

 

连翘、银花、知母、炒栀子、黄芩、黄连、大青叶、丹皮、薄荷、川贝母、生石膏、元参、竹叶、菊花、霜桑叶、生军

 

连翘


知母


黄苓植株


黄连


有了主方,根据病情不同,还要进行加减——

 

胸痞加溏瓜蒌五钱至一两;

瓜蒌


口渴加生石膏、元参一两至三四两;


生石膏

目赤加龙胆草、青黛三钱至五钱;

舌苔黄白或腻白,大便结者,加生军四五钱;

大便不通,或挟热下利,或大便脓血,或热结旁流,加元明粉或芒硝二钱至四五钱;

……

 

最终,这次防疫的结果是“病者获救颇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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