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 | 追怀高友工先生

吕正惠

今天天氣特別涼爽，午覺睡得很好，一口氣睡了兩個多小時。醒來之後，立刻打開郵箱，因為我正等待幾封回信。等待的信沒有到，卻意外的接到羅崗來函。我打開一看，心頭如受撞擊──高友工先生去世了。我呆坐在沙發上一段時間，突然想起高先生曾經給我寫過一張紙條，我一直寶藏著。我把紙條找出來，看了許久，決定把它公開發表，因為紙條可以看出，高先生對於後輩的殷殷教導。，這張紙條就是最好的証明。

《曲折的道路》提到，我在聽高先生的課時，有一次他談到普魯斯特的《追尋逝去的時光》。高先生說，“回憶”是一種美學的基礎，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理論，有很多是建立在“回憶”之上的，而普魯斯特的小說就是這種“美典”的代表作。高先生這段話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一直沒有忘記。因為有高先生的啟發，我後來才會在《杜甫與庾信》一文中討論杜甫晚年的回憶詩。我還想起，從柳永開始，接著還有周邦彥、姜夔、吳文英等人，都很喜歡回顧他們過去與歌妓們的一些交往，於是我又寫了一篇《周姜詞派的經驗模式》（初稿題目）。有一年，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邀請高先生到清華大學進行幾次演講，我第一場就去了。演講結束後，我把這兩篇文章呈給高先生，我還跟他說，沒有聽到他的課，我就不可能寫成這兩篇文章。下一次演講時，高先生見到我，遞給我一個信封，裡面裝的就是這一張字條，內容如下：

                                信札原件图片（感谢吕正惠先生和台湾人间出版社惠赐资料）

這封信所以值得發表，是因為高先生談到了許多具體的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他提到，“‘藝術中的道德層次’即是講人的道德理想其實只是對於自我的想法，肯定。而以自己作為反映即是這種認識之體現，然而其自我缺乏深度。但能以自我的過去為反省，則加深了自我生命的幅度。”這一見解特別讓我佩服。高先生後來好像並沒有深入討論這個問題，但我一直記得，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夠用我的方式闡發他的深刻的見解。

大約在1993、94年左右，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當時清華大學把中文系、外文系兩系的文學老師合在一起創辦了這個研究所）聘請高先生回來客座一年（或半年，記不清楚了）。所長沒有按照規定在所務會議上討論這件事，私底下就聘了，他還沒有經過大家的同意，做過其他不少事情。大家都很不高興，準備罷免他，所長自知理虧，自動辭職了。這一件事鬧得沸沸揚揚，有人就謠傳說，我和蔡英俊（所裡和高先生最親近的人）聯合反對高先生。我非常痛苦，不知道怎麼跟高先生澄清，只好不了了之。

朱曉海教授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時候，舉辦了一次大規模的古代文學研討會，準備請高先生回來擔任主題演講，並決定由我寫一封邀請函。我那時候人情還不夠通透，竟然在信中提起往事，順便為自己澄清（我應該什麼事都不談，只談請他回來演講）。高先生看到我的信，似乎有些不高興，回信說，他不回來了。我也有點生氣，也沒回信給他，我應該再寫一封信跟他道歉。多年之後，高先生有一位學生跟我提到，高先生說，他還欠我一場演講，我就知道他原諒我了。可惜，那時候我已被邊緣化，沒有權力可以邀請他回來了。

2008年，高先生在北京三聯出版社出版了《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我立即買了一本。沒想到幾個月後，台大學長柯慶明先生也轉寄給我一本，扉頁還有高先生的親筆簽名，我既驚訝，又感動。高先生在序文中還說，“僅就抒情傳統這方面，台灣的蔡英俊、呂正惠和新加坡的蕭馳，早就後來居上，我只能遠遠地贊嘆和欣賞”。我了解高先生，他的意思其實是，這三個人在抒情傳統的論述方面都受他影響，而且做得還可以，這其實是在提攜我們三人。看到這句話，我怎能不感到羞愧呢，因為我很少提到我受到高先生重大的影響。為了報答高先生，2010，就公開承認，我在抒情傳統這一問題上，主要得之於高先生的啟發。現在高先生走了，我就把這篇文章在網上再發一次，以表達我的追思與感念。

 2016年11月11日

吕正惠 | ？？

吕正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