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考古

我是1973年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时年已38周岁。我原是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系的教员，。考古专业的领导聘请我与无线电系的王良训先生、化学系的原思训先生一起筹建¹⁴C测年实验室，能搞业务工作我当然欣然从命。我们从实验室的装修开始，自己动手设计、安装化学制样系统和测量仪器等。筹建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仇士华、蔡莲珍先生的无私帮助，终于在1975年底建成了国内第一个使用液体闪烁方法的¹⁴C测年实验室。当时我们首先要找一些已知年代的样品测年，以验证我们的方法与系统，这时邹衡先生送来了两个说是“五代”时期的木炭样品要求准确测年。我们测量所得的¹⁴C年代是商代，而不是五代。实情告知了邹先生，他很高兴地说：“这两个样品本来就采自商代遗址。”就这样实验室开始正式工作了。，我们能在一个象牙塔似的实验室中做一些实在的工作，测量得到的考古年代数据，得到了考古专业老师们的认同和欢迎，心情愉快。着我对考古学科的逐步了解，总感到有新的、有趣的课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

北京大学实验室在¹⁴C测年方法常规运行后，20世纪80年代初原思训和我又开展了铀系不平衡和电子自旋共振两种测年方法研究，为更古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和研究古人类在中国境内的演化提供年代数据。后来，我们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中国中、晚更新世的考古年表。20世纪90年代后期，科技考古实验室还与本校原子能系合作建成了国内第一个加速器质谱¹⁴C测年（AMS-¹⁴C）系统，。现在该系统在物理学院刘克新和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的主持下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权奎山、秦大树先生的支持下，我又开始了古陶瓷的科技研究，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刚成立，我就获得了一个面上项目（3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以后20多年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和我本人的NSFC项目一直未曾间断，经常有两个项目同时在研究，我曾获NSFC的优秀基金褒奖。北京大学实验室与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长期支持分不开的。20世纪90 年代初学校领导又将科技考古实验室纳入世行贷款项目。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与英、美、德、日和中国香港的同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我本人曾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美中文化交流协会和美国国家基金会、德国国家考古研究所、日本文部省和中国香港城市大学等的多次资助进行访问和合作研究。我有幸被提名为德国国家考古研究所的通讯成员和Geochronology 杂志的编委。

当然，。20 世纪末原思训先生与我几乎同时退休。吴小红、宝文博、崔剑峰、陈建立和杨颖亮等中青年教师先后加入并主持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他们除继续从事考古测年和古陶瓷的科技研究外，还扩展到铅、锶、碳、氮的同位素分析，以探索青铜和陶瓷原料的产地溯源、古人的居地变迁、粟稻农作的时空分布乃至古人遗骸所反映的生前社会地位等，并开拓了冶金考古研究，开展和参与了冶金遗址调查和发掘工作。实验室除改进原有的测年仪器外，还增添了气相质谱、ICP原子发射光谱、小型电镜、红外和激光拉曼谱仪等。吴小红、陈建立和崔剑峰等同仁的研究水平已超越了我们，青胜于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进行科技考古研究与教学的同时，受西方考古学的影响，我开始注意考古资料中的数量关系，曾尝试对某些考古课题进行定量分析，例如对晚更新世华北地区几个化石动物群的排序和我国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异常性比等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令人颇受鼓舞，也被一些杂志所刊用。但鉴于我在数学和考古两方面均非科班出身，属“半瓶醋”，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内虽属最早期的，但研究内容零敲碎打，不成体系。后来国家博物馆的黄其煦先生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科威先生也曾对雨台山墓葬群的分期等课题进行了定量分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他们后来均去国他乡，未能坚持。在定量考古研究领域我曾长期孤军奋斗，发表文章后往往既少人赞同，也少人批评，甚感寂寞。欣喜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情况有所变化。吉林大学滕铭予先生在赤峰地区的区域考古调查中系统地进行了定量分析，国家博物馆的戴向明先生在其《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刘莉先生在她的专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中全面、多方位地将定量分析引入考古研究。他们三位本身是考古学家，因此他们应用定量方法于考古研究更为有的放矢。我特别高兴陈建立先生在北京大学继续讲授“定量考古学”课程。我们一起还系统统计和定量分析了中国北方地区从仰韶早期到大汶口晚期有关墓地中随葬品和墓主人性别之间的关系，以探讨该时段社会劳动中性别分工情况的演化。

退休后因健康原因，我曾治疗和休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康复后我开始整理自己过去的讲稿，撰写出版了三本科技考古和定量考古方面的专著（其中一本与陈建立合著），共百万多字。也算是发挥余热，根据这些书的发售数量和同行反映看，它们还是有点用处的。闷头写书虽感受乐趣但总有某种孤独感。好在2009年后至2015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的苗建民先生聘请我为客座研究员，与该中心的年轻学者们互助互学。我在这个群体中是平等但游散的一员，一面庆幸自己还能老有所为，帮助出点主意；一面使自己能努力跟随古陶瓷科技研究的发展进步，边缘化慢些，心情很好。

本文由孙莉、樊鑫摘编自陈铁梅 著《陈铁梅科技考古与定量考古文集》之“自序”。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978-7-03-047336-3

本书为陈铁梅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从事科技考古工作以来发表的文章选集，共收录文章（图书节录）40余篇。分“综述及其他”“考古年代学”“古陶瓷科技研究”“定量考古学”四个部分，全面展示了他的治学历程及研究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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