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季哈诺夫 | 建构世界文学:英国的个案

比较所30岁啦 2018-04-15 15:37:16

2017年4月6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八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本次讲座由伦敦大学女王学院加林·季哈诺夫(Galin Tihanov)教授主讲,中文系张辉教授主持,比较所副所长秦立彦老师评议,讲座题目为“建构世界文学:英国的个案”。

【季哈诺夫教授在讲座现场】

加林·季哈诺夫教授是欧洲人文与自然科学院院士、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文艺理论委员会荣誉主席,他通晓保加利亚语、英语、德语、俄语、法语、波兰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多门语言。季哈诺夫教授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俄罗斯、德国和中东欧文化与思想,世界文学以及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等诸多领域。代表作有Regimes of Relevance, Cosmopolita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he Master and the Slave: Lukács, Bakhtin, and the Ideas of Their Time, Zhanrovoto suznanie na kruga “Misul”. Kum kulturnata biografiia na bulgarskiia modernizum等。

21世纪伊始,对世界文学的讨论变得普遍而流行起来,区别于将世界文学看作世界市场一部分的观点,季哈诺夫教授尝试着将“世界文学”看作是一种历史变化的建构——在任意时间通过许多试图阐释世界文学历史的竞争话语而被连续地或者不连续地制造出来。他将“世界文学”的概念看作是具体的网格,这个网格实则是围绕多个轴心组合而成的话语结构,它主要指向时间(time)、空间(space)、语言(language)和自反性(self-reflexivity)四点:

首先,就审查世界文学概念如何围绕时间的轴心组合,季哈诺夫教授说道:“我们一定会问世界文学是否应该被理解为(a)一种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的产物,又或者(b)它一直便存在着,或者作为第三个选择(c)它是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到来而逐渐消退的前现代现象(premodern phenomenon)?”季哈诺夫教授认为第二、第三种选择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们成为了把世界文学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挂钩的那种普遍看法的替代之物。莫雷蒂(Moretti)是第二种选择的代表人物,他将18世纪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分界线,因为在18世纪之后国际图书市场的形成提高了文本的传播速度和拓展了传播形式,莫雷蒂以生物学来理解18世纪前的世界文学,而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来理解18世纪后的世界文学。

对于第三种选择,康拉德通过观察全球范围内美学形式的“旅行”来研究世界文学的演变,以文艺复兴为例,他认为文艺复兴这一形式最早并非起源于意大利,而是起源于8世纪中国的 “复古运动”,这种通过回到传统而实现社会文化革新的“文艺复兴”之后“旅行”到了伊朗,然后才到达欧洲。尽管他因为这种片面性的比喻而受到批评,但从他论点的根本逻辑来看,和后来的波斯奈特(Posnett)、巴别茨(Babits)一样,他们都将世界文学视为文学演变的某个历史阶段。

季哈诺夫教授认为,康拉德等人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是文化和思想史上的一种有洞察力和激励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种工作是对当下世界文学因为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的崛起而被嵌入其中受到制约的一种对抗手段。

其次,就空间而言,季哈诺夫教授认为世界文学中的空间的概念可以并且必须通过世界文学的地区性(zonality)进一步复杂化,从历史上看,世界文学由具体的文化区的交流而非全球范围内的文本传播来实现,将世界文学作为特定多语言区域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是完全合理的。“Zonality”是一个可以追溯到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学者Dionys Durišin的概念,由于Dionys Durišin主要使用欧洲材料,所以他认为这些“区域(zones)”对应于语言上具有或多或少同源关系的文学族群(family)(例如斯拉夫文学,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等)。在季哈诺夫教授看来,“区域”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扩展,以使人能够更广泛地追踪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区域”不单是由语言相似性决定的,而且常常被共同宗教所限定。随着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出现,这个概念并没有失去它的基础。例如,在中欧和东欧,无论是波兰语(斯拉夫语)的波兰作家,匈牙利的匈牙利作家(乌拉尔语),还是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语)的作家。美学上的认可仍以被译成德文为标志,英文翻译通常在此之后,以表明商业上的成功。总而言之,世界文学并非如看起来那样是由单一的全球语言来推进的,相反,世界文学曾经是,并且仍将是由不同历史、不同“区域”的参与者相互作用组成的。

再次,就语言问题,季哈诺夫教授认为语言是讨论世界文学建构时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应当正视翻译问题,并且承认它的合法性,徘徊在坚持翻译有益和坚持不可译的辩论者之间是不够的,我们应当从现代文学理论的起源——俄国形式主义者进行讨论。俄国形式主义者面临着文学理论的基础难题:如何用文字来说明文学和其本身? 如果他们的回答在理论上是开创性的,那么这也将是对语言个性(原初语言)和语言多样性(文学文本通过多种语言传达到它的潜在读者那儿)的一个回答。除非文学的跨语言表达能够实现,否则任何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当达姆罗什面对语言的个性与多样性的紧张关系时,他总结说用语言社会化去研究文学比用语言的生产去研究文学更为重要。季哈诺夫教授认为,在英语已然成为全球语言的当下,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季哈诺夫教授谈到了自反性,也即文学能够反映自身并且描绘一幅“世界文学”的图景。以埃里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小说《迷惘》(Die Blendung)为例,季哈诺夫教授认为《迷惘》是对人类普遍主义理想的讽刺,而尚未被人们注意的是,这也是对施罗泽(Schlözer)和威兰德(Wieland)在早于歌德半个世纪就提出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的轻微嘲讽。施罗泽认为中世纪的冰岛文学与“世界文学同样重要”,如盎格鲁撒克逊,爱尔兰,俄罗斯,拜占庭,希伯来,阿拉伯和中国文学一样。作为历史学家,施罗泽看到了文学作为提供外来文化和过去时代的信息所具有明显的功利价值。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使得施罗泽能够通过宣布冰岛文学与他列举的七个“伟大的”文学一样重要,来消弭“伟大的”和“渺小的”文学之间的差异。施罗泽的“世界文学”概念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探索力和野心,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修正也将是这一进程的最终尽管不是立刻的结果,并且也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的基础。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英籍犹太人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

而在《迷惘》中,卡内蒂有意歪曲、误读和操纵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来源,抽空了多样化这一核心概念,使得小说像是一幅文化和谐的漫画以及对“世界文学”和世界大同理想的有意贬低。这种对“世界文学”的戏仿甚至可以追溯到塞万提斯和斯威夫特。卡内蒂的小说引发了人们对世界文学十分重要的元反思(meta-level reflection),文学自身思考世界文学时总是从一个特定的,因而也是有限的视角出发的,世界文学如历史变化一样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被建构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塑造着这种建构,这是对世界文学非自然性理解的第一步,同时也为质疑提供了开放的空间——卡内蒂的小说说明了自反性有助于我们抛弃那种世界文学是全球化的自然副产品的观念。

季哈诺夫教授的观点引起了听讲者广泛的思考和讨论。演讲结束后,季哈诺夫教授还就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谁定义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等诸多问题与在场听众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讲座在热烈的问答和掌声中圆满结束。


本期编辑

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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