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锋——杨国强：想象近代中国的精神史

脉延的人文——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

作者:杨国强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7-1

页数:336

精装

ISBN: 9787303215010

杨国强教授与湖南很有缘分。

他的导师陈旭麓先生是湖南人，而处女作又是研究湘军开山祖曾国藩，精心结构，一举成名。这一看似偶然的相接，却似乎前缘于其少年时熟读成诵的《资治通鉴》，湖南人以经世之学著称，清末以来更以革命称雄，而通鉴旨在有益治道的精神意气，可谓相得益彰，使其文字与精神皆迥异时贤，氤氲久之，在低吟浅唱之中，给人印象尤其深刻。

作为浙人，他身上有着一种浙人的硬气；由于早年坎坷，他内心似乎又有着一段侠气；成为史家，他还凝聚了一团静穆之气。这些奇妙的景致经过史事与记忆的熏染，在回环往复之下，脱落得奕奕生色。

史无定法

循着近代中国士人的文集、日记、书信、年谱形色不一的文献，他一一爬梳开来，在历史的轨迹中追寻前人的事功与言论，又在前人的表述与彷徨之中勾勒、刻写与生发近代中国知识人的苦闷与挣扎，这一心灵史的拷问，既逼近了问题与真相，又引起了不断的忧思。

他对于近三十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西方史学方法热尽管熟识于心，但却有着独到的反省，一方面汲引了西学的微妙之处，一方面则对不少学人为西学裹挟而去感到颇为不安。这些学风与学术的转变，其中其实依然有着梁启超当年所自省的梁启超式输入，国人一方面抱着急切的心理趋之如骛，一方面又似乎缺乏足够的耐心追踪其前后左右而尽得其源流，囫囵吞枣者不乏其人。

岁月蹉跎之后，三十年恍如白驹过隙，一个世代的距离尽管并不短浅，但学风的丕变与士风的延宕，似乎并未有格外的改观。不过著者本人却在文本的深度耕织之中，以一己之力，牵扯起属于他自己的整个近代中国史的脉络。相对于不少人愿意从下往上看的研究取向，他执着于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心灵世界，宁愿相信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心，士人阶层尽管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日益边缘化，但其中深藏的经世情怀与不屈抱负，依然在灼热着这一百多年的近代史。

为此，他倾力于曾国藩的生命史，蔡元培的文化品格，戊戌到辛亥之间士人的求索与歧路，以及各类惊天巨变生死关头的出处、荣辱与义利。

在曾国藩传稿之中，他以简练的笔法，将曾氏几大重要关键点一一拈出，对于其团练起家之初的困顿与难局，对于其兵败如山倒之时的求死而不可得，对于晚岁本来可以功成身退却毅然拼死报国之知其不可而为之，都一一描摹，其中艰难险阻，似入曾氏之幕，听其运筹帷幕与呼天抢地，与其秉烛夜谈时而哀叹清廷末世之运。

以曾国藩结幕，以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相继，清廷的同治中兴与季岁的新政作业，似乎可以有不错的结局，然而在人才逐渐凋零与时局日益维艰之下，世道的颓败宛如过山之巨轮，看似有其轨则，却因外力的逼扼，章法顿失。著者热肠冷眼，在变局到残局的移步换形之中，深深纠结于历史的不易与难测，将家国命运之多舛化作高自标置的文字遗痕。

树欲静而风不止。西人的来华，远非佛祖骑白马入梦来那么美好，西洋的枪炮以足够锋利的棱角将清帝国督抚与将官的面子一一撕裂击溃并直捣京师，在因循已无法守旧的轨道里由试探到交锋到登堂入室将皇座扯作戏台。传言已不可信，西人由夷狄一变为洋人再变为西人，交割相关事务者由偏师蔚为大国，一时风潮所向，西人与西洋作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势力，横亘于帝国的枝枝脉脉，让既往的繁华在屈辱中奄奄一息。

杨国强教授注意到，这些外来者恰似夏日由远及近的乌云，先是有那么一丝云角，渐渐有成龙之势，随后是乌云密布，最后则变得暗无天日，雷雨交加，国内局势愈加艰难，最终走入迷局与死局，朝野最终的决裂，一起骂倒的大海潮音，既撬动了清室的命运，又引发了数十年之神州板荡。

伴随这一日益复杂的局势的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由将信将疑，到自信全无，最终是对西人与西学全盘接受，恨不能将其化为己有，对自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支离破碎，已经无复此前那一缕悠然自得。

文化认同的裂纹，衍生出中国整体形象的负面化，甚至崇洋媚外的最终全盘胜利，自我与自尊被无限缩小，原本寄存于中国文化背后的民俗与伦理，由数千年士人眼中的定海神针，一下演变为时人眼中的历史包袱，一旦轻易割舍，原本期待甚殷的西政与西学，却在急就章一般的临摹中，最终成了扶不起的阿斗，纸糊的神座一直未能嵌入世道人心。

这一愈演愈烈的自我转换过程，最终并未因为皇帝的告别而终止，相反，随着民国初建，并未能兑现革命派所应许的承诺，一个皇帝没有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皇帝似乎又幻化出来，诸侯割据之势渐渐形成，最终引得曾经的老革命等人于风雨如晦之际重启作为另一轮思想启蒙运动。

尽管对于等人发起这一运动的个中细节有诸多歧见，但白话文的兴起，的确在继科举制废除、新学堂出现之后，更助长了知识的普及与报章媒介的声势，此前无比神圣的学问，一变而为知识青年手中的主义利器，在改造了自我的同时，也将触角深入到更广泛的地域。这一声浪的掀动，随后导致的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其中个体的命运，已经变得随风飘摇。

有感于近代中国皇权崩解之后神圣性的衰落，除了重访晚清士林古风依然的旧道德，他还致力于形塑蔡元培的文化品格，将蔡氏所着力再造的大学，作为近代中国文化重光的堡垒，凸显出其继承书院的一面，为民国建制性的文化机构重塑金身。在发潜德之幽光之余，更让人对道德感与神圣性有了切近的体认，而这一稍纵即逝的神圣性的灵光不再，也使得数十年如一日的打乱再造变得有些虚无缥缈，而无法安放的形而上宛如孤魂野鬼一般四处飘荡。

学有本源

作为浸淫中国近代史近三十年的学人，在回溯这一激变之时，，他显然更在意近百年精英人物的事功与议论，这些当轴者的一言一行，既改变了历史，也刻写了历史，化作了历史，其格局与识见的大小与高低，往往在不经意间牵动近代中国这首巨轮的航向。

时局的恶化，造成小修小补别认为无补于事，不少堪称国本的建制比如科举制，竟然可以一时废除，此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士人从臣民慢慢因着新学的熏洗自认为国民，士子因着新学堂的无趣无助与新生计的了无着落，慢慢竟然可以无视“好男不当兵”的习语，开始纷纷涌往兵营与军事学堂，最后武昌起义的新军之中，秀才出身者比例之高让人触目惊心，一旦同路人被无情地扫地出门，事后结局可想而知。

著者对此演变思路再三致意，不过他更想强调的似乎在于，历史研究虽然不妨吸纳新方法与新视野，然而这终究不是本源。当下国内史学研究者，反而应该摈弃西方的本本主义，回归中国自身的“本本”，即历史材料本身，在对于历史脉络自身的探究之中找寻历史的实际。

当然，杨国强教授并未反对新视野，但他更在意的是对于历史解读的深度，在他看来，看似沤浪相逐连绵不绝的各类新方法，其实最终并未搭建起迥异流俗的高塔，反而是一些本来脑筋极为清楚的学人，因为陷入所谓西方最新潮流的泥沼，给人云山雾罩之感，失掉了学人应有的反思力与新奇感。

史学最讲具体与具象，而外来的和尚如何念经，其实还有待长远的观察与踏勘。世风的急剧与功利，使得生存其间的学人极易著书皆为稻粱谋，心态与心术时常远近高低各不同，然而渐为世风所化的隐忧似乎渐生渐长。学史之人当然也是具体与具象，怀着方法论的冲动与学问前途的迷惘，往往容易夜半临深池，迷途不知返。

他最为担心的恐怕是，初入学问之途的年轻人，因着西方新知的新奇可喜，往往脚跟未稳之时，便已把持不住，最终收获的很可能是一头雾水，而学风的恳切与朴质反而渐行渐远。正如他在评点某些知名学者时所指出的，能读旧书方能知新学，初学者对此似乎缺乏应有的警醒。

其中症结，关键在于对于新知的吸纳能力，其实取决于自身知识储备的深浅，尤其是历史之学，作为一门经验学问，更需要一种识断与别裁，外来的方法与视野，如何与既有的学术脉络与知识传统结合，并且不那么生搬硬套，其实是戊戌变法以来不断翻新的老问题。

回到历史本身，其实更多是回到史料本身，在对于既有学术脉络与文本语境有深入理解之后，潜在的西学背景方才可以也更便于作为提示与活化的清新剂，使得首尾相应，互为奥援，进而将史料之中的元素进行更加奇妙的重组与反思。反之，则往往不免附会之嫌。

门径清晰之后，表述与裁剪当然可以自出机抒，瞬息万变。杨国强教授善于遣词造句，尤其长于将不少俗字出以新裁，进行更加紧凑的组合，然后以密不透风的论述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深处与痛处，这一尝试既是史家独特的文字炼狱，又是读者惊喜交集的阅读奇遇。这一文体的实验，本身就是当代中文写作的大欢喜，在让人偶感不适的当口，却以史家个人的努力开辟了一出文字大戏，在当代史林独树一帜，而其凌厉与绵密的追问，在无形中示来者以标尺。

言犹在耳，作为著者治史三十多年的经验之谈，缘于掌握西学脉络之后，又对历史自身有切实的体悟，堪称尝试拨正某些学风的苦心之言。此外，他更期待能聚拢一拨志同道合的后生辈，让大家在风云相逐之中不忘历史的本相。

学脉有待

杨国强教授生于1940年代末，他所成长的时代是忧患大于安乐的苦岁，他本人甚至可以算是胡林翼所说的“苦人”，他多求学的年代则是昂扬多于沉静的热风，历史的冷板凳让人在青灯黄卷之中重温了前贤的沉寂与敬业，他也对那一段由问题与情绪搅动的时代念兹在兹，引发他对于未来更多的思虑。

相对于学风，时下的世风更让人有寂寞萧条之感，著者感奋于其师门的同声相求，尤其对于沈渭滨教授的道德文章再三致意，亦多次表彰同门与后辈耐得住寂寞的静气。在学问已经被命名为知识生产，学术水平亦可以数目字管理之时，如何固植年轻学人的定力与雄心，似乎已经迫在眉睫。

著者除了言传，更多则是身教，他身边聚拢了一波志在学问的年轻人，其中多有出自其他名师名门者，但都仰慕与钦敬于他的为人与学问，所以能够时时请益。以我粗浅的体会与观察，杨国强教授除了学问，似乎很少谈及其他，生活即学问，学问即生活，这无疑给学生辈做了极好的示范，让人在一世哓哓之中，反而平心静气，从容向学。

他出身陈旭麓先生门下，陈先生开始带学生时方才三十多岁，而他开始读拜入陈先生门下时也正是这个年龄，然而陈先生的通达与胸襟，使得其海纳百川，门下济济多士，良史如云，也无疑启发了他，使得他更多了一份薪火相传的道义与温情，亦多了一种自成一色的践履，学脉因之高回低转，曾国藩所瞩目的替手，移至学林，亦有感同身受之处。故此，面对学生辈时，他多奖掖之力，少苛责之锋。这一润物细无声的悄然转化，无疑吸引了更多后来的有志者。

他在给诸位年轻后辈赠书时，默察静观，因材施教，借古人之话头，讲自己作为师长的关切与期许，让人直入肺腑之时又不失三省之思。

这一努力的成效如何姑且不论，但于滔滔时流之中，悄然以清流一束，作为旧时学风的一种复燃，“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宋人杨万里诗），那些潺潺勃发的未来，似乎正诗意无限。

原载澎湃*私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