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明结构中没有宗教的位置

    考古学家在世界几个主要原生文明的早朝都城中，几乎都会发现，除了宫殿、城防设施、金属制品、贵族墓葬或者文字等之外，还有巨大的宗教神庙。“神庙”构成的宗教体系成为这些文明结构中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在中国早期文明中心，如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安阳洹北商城等都城遗址中，虽然有宫殿、手工业作坊、高等级住宅或王墓的发现，甚至还有祭祀礼仪遗迹的出现，然而都没有发现专门的宗教神殿。，出现了一个与宫殿建筑左右相对应的建筑区——祭祀礼拜先王即祖先的专用空间——“祖庙”区，构成了左先王（祖庙）、右生王的中轴对称布局。“尊祖”而不是尊神，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结构中的显著特征。即使是西汉时代的都城长安和东汉的都城洛阳，考古学家们在其中也看不到完全独立的宗教空间。《周礼·考工记》表述为“左祖右社，面朝背市”。今天，我们到北京太庙去，还会看到至少从夏代都城开始直到清王朝而始终稳定存在的这种文明核心结构，这种文明结构在民间表现为宗祠、家谱、祖训等的普遍存在。

        中国都城核心结构中存在的祖庙、社祀设施，与超现实的宗教神无关，它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一个投影：人们尊重、礼祀、感恩、祈求的是今人的祖先及为人们生活服务的土地、谷物之灵。如果说有着最高的崇拜，那也不过是对自己的先人之灵、对自我血脉之源的一种信仰和礼敬，正是“敬天法祖”和“天人合一”，产生了孝、亲情、尊贤、仁爱、重视血缘、讲求人伦、强调道德、关注现实的一种文化传统。它代表的是一种从人生出发，诉诸内心不求外物的价值观，儒家思想便是在这种文化基因上形成的文明成就。用今天的话说，它是讲以人为本，重视自我人格、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自我约束的“君子”人格的养成，而不是依靠“怪力乱神”的外力——不管是宗教神还是“法”的外部力量的控制。大约在公元前后，从南亚传来了纯正的宗教——，但是当它变成中国式宗教后，仍然讲求莫求外物的“佛在心中”、“我心即菩提”、“万物即备于我”，变成中国式的禅宗。

    历史上，不管传来什么宗教，都没能改变中国文明的核心结构。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最重视的仍然是礼仪人伦的建立和自身“慎独”能力及真善美爱道德人格的养成，这种追求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心正则行正，行正则天下正；求佛不如求自己；“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样的一种文化，一种人生观和生活观，便是东方的，便是中国的。从考古学上说，它的根脉建立在四五千年前的文明结构中，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考古学不仅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做追根溯源的探究，也能让我们反思现实，展望未来。近代以降，我们摧毁了自我的文化基础，、落后，进而打碎、推翻。然而，我们建立了完全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系统了吗？没错，物质文化已经是天翻地覆，但我们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了吗？我们以为诉诸外物——生产力的强大、法网的严密——即可建立起全新的人间乐土。然而，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制假贩假、言行不一、贪污行贿等等的行为让我们深恶痛绝却又“乐此不疲”。其实，中国古代也有法，也讲法治，但不会完全依赖法，而是求己在先、以身作则，“法”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借助于外力对人不良行为的约束和惩治。现代不同了，讲“礼”成为“吃人”，“礼”不如“法”，中国不如西方，硬碰硬、制衡、征服、战争、牢狱、金钱等等才是利器。也许，西方人这样可以，他们毕竟还有“上帝”，有法治的传统，这些也已经跟随他们几千年，成为他们的文化基因，形成了身与心的制衡关系；然而我们这样一个不信上帝只信自我的民族能被“上帝”所征服、所制约吗？从现实和历史上看，几乎不可能。

    世界同质化，最后剩下的怕就是中国文化优势和中国人心的丢失，人不再自我约束，万物皆备于外，人之间不讲诚信，相互怀疑，相互提防，只剩下“利益”的关系。中国文化基因的丢掉，会让世界失去一种最宝贵的东方文明优势，失去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资源，失去了最可能的借鉴。今天，我们一面要强调建设法治国家，强调学习其他文明的先进经验，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自己的文明根基，不能不重新发现自我的文化特质，不能不回归到自我的文化基因中来，不能不复兴自己的文化生命和文明的力量，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为世界着想的一种体现。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6年第1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