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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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仍记得起那个得肺病的孩子，那个苍白瘦弱身体发软的小学同学，他坐在我的座位后边，那个位置使他的脚经常穿过课桌的空档踩到我，上课的时候我听得最多的不是教师讲课的声音，而是他咳嗽的声音、吐痰的声音。因为他的肺病，班里的孩子都拒绝跟他玩，拒绝跟他讲话，所以我总记得他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里，目光散漫而空洞。

但是他每天都要找我一起上学，他把我看成朋友。我们居住的地方实际上相距很远，但他总要绕道去我家喊我一起上学。走在去学校的路上，他一边尖着嗓子很甩劲儿地说话，一边不停地往地上吐着痰。他背着一只蓝花布制的书包，里边装着几本书，分量并不重，但他总是吃力的样子。

人多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喜欢他了。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我顺势而行，也故意和他拉开一点儿距离，他却不能觉察，依然热情地靠近我，执著地诉说着什么，但那时我已觉得是聒噪了。

有时我看见他吐出的痰里有血丝，有时吐出的又干脆是血，他总是把那些东西吐到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老师不允许随地扔弃果皮和纸屑，所以他的课桌里堆满了那种纸。

大家都觉得他赃，嫌恶地看待他，很少有人愿意接近他，他总是处于很孤独的境地。

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那时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群体对个体拥有的那种权威优势和主宰力量，看到个体在这种群体力量的威压之下的胆怯和软弱、自卑和无助。在学校，他像一只幼鼠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但他的功课却极好，各科均在前列，几何学这门被我们认为最头疼的课程他学起来如鱼得水。数学老师每次发问，他总是率先举手，答案总令老师满意。他是试图以此建立自信，以此赢得他人的善意和友爱的。但这样做的结果使更多的同学敌视他，他发言完要坐下时，凳子就被人从后边抽去，结果他跌到地上，引来满堂的哄笑，笑声中充满报复的快感和阴谋得逞时的狂欢。

人很容易就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我并不怎么反感他，但在人群中我对他的态度就变得暧昧不清。我虽然知道一个人在艰难时刻对友谊的需要，一份友谊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支持和温暖呵，但我就是不能当众给予他这一份友谊，我甚至当众参与对他的起哄、，参与拍手和哄笑。我冷漠甚至残忍地看着他受伤害以后那绝望的目光。他是班里缺课最多的同学，有时上午的课程还没完，他就背书包走了，下午就不来了，有时则是好几天不来，老师也很不满意，他来了就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指责他，班主任老师用那种很无情很刻薄的口气指责他，那些语言的利器不容躲闪地飞向他。这种时候他也不解释，垂着头发稀黄面色苍白的脑袋，那细弱的脖子如同秋天枯萎的瓜秧。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助他。我们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我们被训练得没有个人的意志，没有个人的情感，没有个人的立场，甚至没有爱，没有真诚。老师指责他最凶的那一天，下午他没再来上学。我一个人去学校，上课铃响过他也没来，然后一连好几天也没能见到他。大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关心他的缺席。甚至没有人过问。

第二天，他的姐姐送来了请假条，说他住院了。

几天以后就传来了他病逝的消息。他死了，彻底地远离了我们。大家这才懂得流泪，在去他家看望他母亲的时候，面对他的遗像，面对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许多孩子都哭了。

在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我们对人的麻木和冷漠一向是通过死才得以震醒的，仿佛只有死才换得来良心的发现。

本文选自夏榆散文集《黑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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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榆，1960年代中期出生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在矿区接受，中途辍学做矿工。1990年代末迁徒北京，成为“漂流一族”。著有长篇小说《》《黑暗记》《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随笔集《白天遇见黑暗》；对话集《打开一个封闭的世界》《物质时代的文化真相》等。曾经当过矿工，有过流浪生活的经历，现为《南方周末》资深文化记者，作家。曾获《人民文学》2006年度散文奖，2006年度“新浪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