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有弟当如王小波

文|王小平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不知不觉间，我的弟弟王小波已离世二十年了。二十年间，星移斗转，花落花开，人世间经历了多少变迁。他的一生，经历过寒风砭骨、足以冻僵人的肢体和思想的冬季，也见到冰河融裂，万象更新的春天。但是他没能见到鲜花蕃育，同时也腐草孳生的夏季，因为他的生命，就中断在那个似乎蕴含着无穷可能性的暮春天气。

王小波与王小平

如果说一个民族，也像一个人一样，会经历一连串的生长阶段，那么他就经历过我们这个民族从幼稚蒙昧的童年向着一个躁动不已、渴望求知的青年时期演化的阶段。这种演化，在思想活跃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王小波适逢其会，作为第一批幸运者，踏入了睽违多年、重新开办的大学的校门。大学教育使他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一种超脱于世俗社会之上的纯粹理性的魅力，这就是他说的“思维的乐趣”。随后，他又作为80年代初期的留学生跨出了国门。几年的国外生活，使他意识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保守、蒙昧、违背理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使我们与世界先进文化严重脱节，拖累了中国前进的步伐。

最糟糕的是，对于这些东西，“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们是思想之糟粕，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好东西。有些东西，实乃机体上长出的痈疽，也被当做宝贝。正如鲁迅先生多年前所说：即使是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处，美如乳酪”。鲁迅先生也曾留过学，他是留日的。这件事说明了国际经验之重要——对传统文化，对国粹的批判往往来自有留学经历的人。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只从井里跳出的青蛙，比起蹲伏在井底的青蛙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是耳目所接，或者说是耳濡目染，未必载于书本，可以是一种习惯和态度，也可以是由一些细节凝成的整体。

王小波与王小平

留学归来，小波开始了笔耕生涯。他写了不少文章，对社会流弊、传统的愚昧思想痛下针砭。这些文章，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也许并不新奇。但那时尚是纸媒时代，微信尚需多年才能问世，更无那许多在电子媒体上纵横捭阖的人物，小波的文章，确实在千万读者，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心目中输进了一团新鲜气息。那时候，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时间不长，就像一个封闭已久，刚刚打开门窗的屋子，还积存着大量的陈腐污浊的空气，确实需要一场思想上的启蒙。而小波适逢其会，担当起了一个思想启蒙者的角色。他的主要特点，就是倡导一种不为种种杂乱的偏见所惑，正本清源的理性态度。

小波笔下流出的思想，至今也未必过时，仍有其现实意义。清末有庚子之乱。挑起祸端者，就是那一大堆不谙世情的愚昧。这种事情，谁能担保不会再度发生。百余年来的中国史，就是一部外来思想进入国门，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动、化合之历史。思想之大潮，奔流吐漱，往来激荡，有顺有逆。然而，正如古诗所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为鄙作推出精装版。我尊重出版社的意见，文字基本不做修改，只是将新版书名改为《我的弟弟王小波》。

小波的大学（节选）

在高考之前，小波面临选科的问题。一般人多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或者擅文，或者擅理，可以择其擅者而从之。而小波两者都擅长，而且两者都喜欢，如何选择就成了个伤脑筋的问题。当时小波已经在和李银河处朋友，李银河认为小波在文学上有极高天赋，力主他学文科，甚至跟他说，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但这一主张违背我们家的家训。我父亲在哲学界从业多年，那一阵子天雷滚滚，草虫皆惊，整天在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他郑重地告诫我们：如果不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尽量离意识形态远一点。

后来小波来征询我的意见，我把我的看法归结为四点。首先，世上的学问有真传和假传之分。有句老话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如果得了假传，在万卷书间忙得屁滚尿流，还要当一辈子糊涂人。无论什么时候，理工科的东西基本上属真传，而文科则未必如此。诚然，今天的文科已经有了巨大改善，但在七十年代末，文科基本上以假传为主。如果上四年学，天天学一些糊弄人的玩艺，岂不是虚掷光阴。

其次，人到世上来一回不容易，怎么也应该对世界上的事情尽可能多懂得一点。数理是世界结构的重要一环，如果在这上面有所偏废，思想训练不足，将来想起事情来就可能蒙查查分不清丝缕。

再一说，学理工科也未必就一定跟写作冲突。《无名的裘德》的作者托马斯·哈代就是个工程师，而写《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那位，不知其名，据说竟是个数学家。数理思维和艺术想象是两个行业，有人可以同操两业，说明二者在本质上并不抵触。或许有了数理基础，形成更大的知识格局，对写作会有帮助也未可知。另外，他读了那么多书，智商又高于常人，文科上的道行已然可观，比起文科的毕业生来也不遑多让，又何须再多学四年。最后小波终于听从了我的劝告，选择了理工科，考进了人民大学的商品学系。

几经周折，小波最终走上了一条文学的道路。回想起我当初的劝告，也有些偏颇的成分。毕竟我没考虑到在文艺界不能光靠本事吃饭。如果他选择文科出身，拜了码头，以后的路可能就走得顺风顺水。但这么一来，他就加入了“话语界”，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不知道他文章里那些愤世嫉俗的话是不是还说得出来。像他这样的“文坛外高手”，一旦被放到文坛内栽培，以他的心高气傲，恐怕会觉得很不自在，也许会像鲁智深上五台山出家，动不动拿狗腿往和尚嘴里塞，有时候再玩一出醉打山门，没准会闹出大乱子来。

没有了大学四年的数学演算和逻辑推演的磨砺，去掉了作为思想背景的科学眼界，虽说他不至于成为被他在小说里嘲讽的“数盲”，终究不知他思想的锋芒是否还能犀利如昔，是否还能对中国的文化现象作出独树一帜的评判。至于他一向珍视的自由思想，不知道是不是会渐渐被利益缠绕，最终被包裹起来。人家说：文穷而后工，不知道他一旦“面团团作起富家翁”，文不穷时又当如何？我们都读过安徒生《光荣的荆棘路》，并曾以之互勉。他一向走的，似乎也确是一条荆棘路。假如把他的脚下突然换成金光大道一样的玩艺，他又当何以处之？总之，假使当时选择文科，他恐怕会走上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鉴于世事变化无常，时至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作出了适当的选择。

这些年来，他作为老三届的一员，忽而兵团，忽而插队，天南海北地闯荡，没过过几天安生日子。原本已然认了命，看来祖坟上是缺了根蒿子，这辈子是没有上大学的指望了，能在北京当个街道厂工人已是谢天谢地。现在像做梦一样，大学之门砰然在面前打开。好像天上掉馅饼，久旱遇甘霖，他对于这份意外的运气格外珍惜。走进了大学之门，学问的殿堂里光怪陆离，他东张西望，目迷五色，什么都想学一点。

在学校里他碰上了两个好老师。一个是教物理的，书讲得头头是道不说，还在规定课程之余，应大家的要求，用一堂课的时间把相对论捋了一遍。能把一套高深的理论在一堂课里讲一遍，还要让大家听得懂，非得有两把刷子不行。俗话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他肯定是得了真传，现在还要把这个真传教给小波他们。据说满堂的学生听得摇头晃脑，懂了个七七八八。下课之前，老师说，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竟然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相对论(我猜是狭义相对论)有头有尾地说了一遍。

另一位老师是教数学的。有一天他跟同学说，“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作为数学的一个领域，可能你们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我还是要跟你们讲，不为了别的，只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我不知道他在那堂课上教了些什么，但听小波说，光是这几句开场白就让他受益匪浅。小波从此得到了一个信念：像数学这样的学问，不是一种用来谋取衣食的稻粱之谋，而是一种崇高的智慧，有一种本体上的价值。这位老师实际上是在向学生们灌输一种信仰——经过一个蒙昧时代，这种信仰已经将近失传——那就是人应该超脱实利，从理性角度完善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