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安：钱颖一与许成钢的经济学贡献评述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尝试，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的经济改革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目光，而中国改革所呈现的独具一格的战略选择与实施路径以及经济成就无疑是最引人关注的。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大推进、一揽子改革相比，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许多改革在全国推广之前普遍采取“试点”的局部改革。为什么中国会采取与俄罗斯、东欧国家如此不同的改革策略，而改革的实效也相差悬殊？对于这一轮大规模的经济转轨历程，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现代经济学能够给予怎样的解释和启示？过去二十余年，这些问题一直贯穿在钱颖一和许成钢教授的经济学研究之中，他们借鉴了主流经济学的激励与企业理论，提出了自成一体且非常有影响力的分析框架与观点，不仅有力地解释了中国、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改革路径与实效的差异，而且还启发和推动了后续一系列的学术探索，对于主流经济学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钱颖一和许成刚教授研究领域涉猎广泛，成果丰富，因篇幅所限，我想从三个方面简要评述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和学术贡献：首先是治理制度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和地方分权的理论，其次是M型与U型组织的比较研究，最后是软预算约束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一、 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制度

关于经济转型的研究，国际学术界非常关注企业改革（如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相关政策，而忽略了政府治理的关键性作用。钱颖一和许成钢关于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制度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钱颖一与合作者（如Barry Weingast）提出“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假说就是极具影响力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如何充分激励、同时又避免扶持经营失败的企业是任何国家面临的治理挑战。中国八十年代初以来所推动的地方分权改革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激励和治理架构，为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地方分权改革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行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二是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地方下放预算决策权，同时与省政府签订财政包干合同，这意味着使得地方政府创造的财政收入越高，地方的留存就越多，预算外收入因为，边际财政激励最强。正是行政分权和财政包干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有充分的激励维护市场，扶持非国有企业，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也被表述为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钱颖一与其合作者，为“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提供了实证证据。

联邦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政府治理机制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比如蒂伯特（Tiebout）、马斯格雷夫（Musgrave）以及奥茨（Oates）。这些早期的研究，也被称为“第一代联邦主义”的经济理论，主要从分权带来的信息优势、选民用脚投票引发的地方竞争以及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的角度强调财政分权的意义。然而，信息优势和用脚投票只是提供了地方政府可以更加有效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前提条件，但并不能确保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去付诸实现。钱颖一及合作者所开创的“第二代联邦主义”理论更多从政府激励和可置信承诺的角度论证地方分权的价值。比如在中国产权保护不完善的环境下如何确保地方政府不会歧视甚至掠夺非国有企业，在政府的“父爱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地方政府不会过多保护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这都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问题。地方行政分权和财政包干合同使得地方政府必须寻求提高辖区的财政收入，鼓励非国有部门的成长；而当资本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竞争使得扶持亏损的国有企业代价高昂，无条件救助国有企业的承诺变得不可置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软预算约束现象的发生。

关于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制度，许成钢教授在2011年《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发表的一篇综述论文里正式提出了“地区分权的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ystem，简称RDA体制）：一方面，控制了重大决策权和人事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辖区内享有范围广泛、相对独立的决策权和执行权，从而形成了中国相结合的治理体制。许成钢教授认为，RDA在两个重要方面区别于西方的财政联邦主义或联邦体制，一是地方政府的行政首脑不是由选举决定，而，地方官员之间处于锦标赛竞争的关系；二是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像西方联邦制那样受法律保障，属于制度化的、稳定可预期的关系，而是，涉及央地关系的制度调整、规则改变在。正是这些重要特征，RDA体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制度。RDA体制特别有利于形成地区竞争和地区试验的机制。将改革与发展的重任设计成官员政绩的考核指标和中心工作，地方官员为晋升而展开激烈的地区竞争。中国特有的M型结构使得地区之间既高度类似又相对独立，，通过分散化的试验和地区竞争，摸索和总结经验，同时又，进一步推动更大范围的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过程诸多制度和政策创新，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崛起、经济特区、国企改革，均是源于这种独特的体制安排，为持续有效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奠定了。当然，RDA体制不是完美的，它本身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倾向等等，中国经济的转型依赖于RDA体制本身的改革与转型。许成钢教授关于RDA体制的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研究的必引文献。

二、 M型与U型组织的比较研究

九十年代初俄罗斯政府聘请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著名教授为改革设计方案，推出了著名的“休克疗法”，即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以及改革同步进行。与此相对照，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典型的渐进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农村的“大包干”改革开始，1984年将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国企改革并未采取“私有化”方案，而是引入奖金、承包制等办法搞活企业经营机制，鼓励非国有部门（如乡镇企业和外商企业）的发展。国企大规模改制和民营化则是九十年代后期的事情。曾经的两个最重要的计划经济国家，同样面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什么改革策略和路径如此不同？这个问题是转轨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钱颖一和许成钢在1993年在《转轨经济学》（Economics of Transitio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极有影响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解释。中国与俄罗斯改革策略的差异被归结为两国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管理的不同组织形式。中国接近于一个M型结构，经济活动和计划管理主要是按照地域原则组织起来，地方政府如同企业的分公司管理辖区内的产业和企业；而前苏联更接近于U型结构，计划管理和经济活动主要按照功能和专业化分工的方式组织，100多个部委，每个部委管理一个产业，来协调。对于U型结构来说，因为在国家层面各产业的高度专业化协作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局部和渐进改革难以成功，经济改革必须是全盘设计，整体推进。中国的企业和产业主要在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地区内产业和企业联系多，地区间相对独立。M型的结构特征使得中国可以在一些地区进行局部试点和改革，如果试点成功，再在全国范围推广。

上述文章可以说是钱颖一和许成钢教授后续许多重要研究的缘起。随后他们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建立严格的数学模型进一步揭示U型和M型组织在激励和协调机制上的系统差异。U型组织和M型组织的概念最早由著名经济史学家钱德勒提出的，他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大型公司逐渐从U型组织向M型组织转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也对U型组织和M型组织进行了分析。但这些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经验观察和定性分析的阶段，而且主要强调企业规模扩大、总部管理负荷增加是公司组织从U型向M型过渡的关键原因。钱颖一、许成钢的贡献在于将U型和M型组织的比较研究建立在严格的模型基础上之，深刻揭示了两类组织的激励与协调机制的差异何在。比如，钱颖一、Eric Maskin、许成钢200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的论文研究了M型和U型组织在信息处理和激励设计上的差异，认为在M型组织之下，相比于U型组织下不同产业之间的绩效比较，分公司（或地方政府）的各类产业加总的综合绩效更具可比性，因而更便于采用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的激励机制，产生更强的激励效应。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说明，不同组织形式会带来关于代理人绩效的不同信息，进而影响到激励机制的不同选择。

钱颖一、Gerard Roland、许成钢2006年发表在《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则从组织协调的角度比较了U型和M性组织的差异。文章区分了两类不同的组织协调。第一类是专业化任务之间的“特征匹配”（attribute matching），比如组装互补性的汽车零部件（比如车身与轮胎），如果匹配失败，则意味着功能彻底无法实现。第二类组织协调是“特征兼容”（attribute compatibility），指的是相似或可替代任务之间的协调，比如一款汽车选择不同类型的发动机，如果所有型号汽车都用统一标准的发动机则特征兼容性最容易实现。这两种组织协调最大的区别是，特征和匹配一旦失败就是灾难性的，而特征兼容没有实现，虽然会损失规模经济，但不会带来致命的问题。在U型结构的组织（如前苏联的经济结构）当中，各产业之间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可以实现彻底的专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但是不同产业的之间的协调（即特征匹配）极为关键。而M型组织，如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以地方经济为主的M型结构，主要是各个地方政府完成自己辖区内产业之间的协调，因为范围有限而变得相对容易，但地区之间的特质兼容相对困难，地区间因为结构类同、重复建设而损失了规模经济。基于两种组织在协调上的差异，该研究论证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M型组织可以通过全局试验或者局部试点、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创新，而U型组织只能采用全局试验、整体推进的方式。第二，当创新面临较大的失败风险，M型组织可以采用局部试点的方式进行尝试，即使失败也不影响全局，而U型组织则没有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收益。如果创新成功的概率很高，则U型组织的全面实验优于M型组织，因为前者可以享受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

三、预算软约束、双轨制与中国改革

关于国有企业最有影响的研究源自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他提出了著名的软预算约束理论。国有企业通常来说为何经营效率低下？核心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差的时候总是会得到政府救助而继续生存下去。马斯金（Eric Maskin）与其合作者发展了这一理论，指出软预算约束的本质是不予救助的承诺不可置信，这种现象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所谓的“大而不倒”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救助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就是最好的例子。基于科尔奈、马斯金等人的预算软约束理论，钱颖一、许成钢教授开展了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1998年在《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研究了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组织类型技术创新的差异。他们提出的有趣观察是，前苏联在六十年代天领域发展迅速，与美国可以比肩，而八十年代在计算机领域却乏善可陈。大公司相比小公司来说，更善于在一些不确定性小、融资规模大的创新项目上获得优势，小公司则在一些高度不确定的小项目上创新活跃。其实这两组现象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组织逻辑：在一个面临失败风险的创新项目上如何避免事后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计划体制或大公司筹资能力强，在一个高成本的创新项目遇到困难的时候很难承诺见死不救，因而有软预算约束倾向，而市场经济或小公司面临硬预算约束，一个项目失败就必然放弃。给定两者的差异，计划体制和大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大、风险小的创新项目，而且采取严格的官僚程序，事前审核和筛选项目，以避免事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而市场经济或小公司因为有硬的预算约束，敢于在创新风险大、融资规模小的项目上进行投资，如果事后失败就必然放弃。与这个研究相联系，许成钢与黄海洲的合作研究利用大型银行和企业集团与软预算约束之间的内在联系解释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许成钢将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归结为从金融华尔街高管到低收入的次贷者都存在金融约束放松的结果。

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转轨的一大特色，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中期贡献了全国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二，在世界范围里开创了农村工业化的新模式。在制度安排上，乡镇企业是一个奇特的组织，它是地方政府所有，但在产权关系上模糊不清。如何解释中国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转轨经济学的一个挑战。钱颖一和车嘉华1998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论文从预算约束和政府激励的角度，试图解释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乡镇企业会异军突起，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更快。他们把乡镇企业定义为社区所有制企业，它的所有者是社区所有的成员，社区成员委托乡镇政府监督和控制社区里的所有企业。 乡镇政府的权力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乡镇政府同时负责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经济事务，公共事务包括为社区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执行上级政府的指令，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计划生育等；二是乡镇政府对国有金融机构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这两个基本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社区所有的乡镇企业会拥有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更有利的比较优势。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早期一直受到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的歧视，严重缺乏司法和政策上的产权保护，银行贷款几乎不可能，发展面临诸多的制约。相对民营企业来说，乡镇企业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歧视要少得多。原因在于，乡镇政府用经营企业获得的收益提供社区性公共产品，如投资基础设施，可以增加企业未来的生产率和国家税收，使国家也从中受益，而民营企业则没有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乡镇政府经营企业更容易和国家所关心的利益（如税收）相一致，从而得到国家方面更多的支持（包括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乡镇政府也可以为乡镇企业贷款提供抵押和担保，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面临的金融约束。乡镇企业作为一种政府所有制，产权界定模糊，那为什么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呢？关键在于两类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的差别。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源泉来自软预算约束，政府利用对国有银行的控制为亏损企业延长或增加贷款。，并不直接拥有自己的银行机构 ，对设在乡镇的国有银行贷款决策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这实际上也就使得乡镇政府事后通过银行贷款救助企业变得非常困难，预算约束变得更硬。正因为不存在事后的救助机制，乡镇企业事前就必须努力经营，最大限度避免企业破产和清偿的可能性。

许成钢与马斯金合作的论文发表在1994年《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上，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作为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制度。根据他们的观点，乡镇企业可以定义为是产权模糊的合作组织，严格区别于西方产权清晰定义的私人企业组织。但是，为什么产权模糊的企业组织还可以创造经济奇迹呢？这必须归结于乡镇企业所嵌入的乡村社区，在这个社区内，从乡镇干部到社区成员因为深厚的乡土联系和人际关系而发展出一种合作文化，如同无限重复博弈做支持的合作结果一样。有了这种合作文化，即使没有清晰的法律条文和规则约束，利益冲突仍然可以私下协调，免费搭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抑制。

钱颖一、许成钢的研究从不同的侧面都涉及到中国渐进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其实效的问题。如上所述，他们的合作研究认为，中国改革之初的M型结构是渐进改革战略形成的初始制度条件。RDA体制出发，认为中国主要的经济改革均是以某种形式的地区试验为基础而获得了成功，，地方政府在辖区内的主动协调和配套改革，更关键是地方政府围绕改革试点而展开的锦标赛竞争，都是其中重要的制度基础。钱颖一与合作者刘遵义、Roland发表在2000。八十年代普遍实行的价格双轨制一方面锁定计划配额及计划价格，另一方面，在计划配额之外的新增产量可以按照比计划价格更高市场价格销售。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既保护了原体制的既得利益（计划轨道内的原有利益），又促进了市场轨道的新生利益，因而具有“只制造赢家不制造输家”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双轨制改革不仅增进效率，更重要的是容易获得新老利益群体的共同支持，因而是可持续的改革，为体制转轨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过去几十年在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著名经济学家的开创性研究指引下，经济学关于组织和制度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关于制度的理解和诠释仍然停留在过于静态和简单的视角，面对许多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复杂问题，经济学家也仅仅满足于开出一些基于西方经验的标准药方（如产权保护、司法独立、私有化、，“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及其失败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中国经济改革所依赖的制度条件、路径选择及其巨大成功作为一种“非标准”案例，对主流经济学的制度理论提出了诸多的挑战。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中国八十年代推行财政包干制和“双轨制”的价格改革之时，国内学术界一片质疑之声，“不干不净的改革”，一对一的谈判，官倒、寻租、腐败，各式各样的批评不绝于耳。所有这些指责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当时还在读经济学本科的我也深信不疑。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以其改革的系统性和彻底性给国人带来了无比的震撼和憧憬，这显然更符合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改革梦想。后来我到美国求学，读到钱颖一、许成钢的相关研究，当面请教钱颖一教授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可以从全新的视角加以解释。在这个新的视角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改革道路何以不同，遇到哪些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看到渐进改革路径的动态价值和意义，在产权保护和市场发育不足情况下政府激励的极端重要性。后来当我读到更多的经济学文献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华盛顿共识”的世界里，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于中国渐进改革的质疑和对俄罗斯改革的期许其实也是“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

时隔多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才开始系统反思和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在这样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钱颖一、许成钢教授二十多年前的研究的前沿性、开创性和预见性，以及对于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在多年潜心的研究探索中，钱颖一和许成钢教授共同追索的问题是：给定经济转轨的最终目标（如市场化），一个国家如何实现这个改革目标？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可以奏效，如何奏效？这个国家初始的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具体的改革路径？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有何启示？针对这些问题，钱颖一和许成钢教授给予了独辟蹊径、自成一家的解答。凝聚在这些解答里的新概念和新思想不仅已经成为经济学主流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对于中国增长故事的解读和认知。以我个人之见，钱颖一、许成钢的研究工作最大的启示在于，我们不能再满足于以西方经验和与之相一致的理论为尺度审视中国，为了理解和探知有几千年独特历史与传统的中国，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理论视角和基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讲好中国的故事，提出和发展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和观点。

时至今日，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的新理论还在不断涌现，学术争论还在继续，未来也不会结束。但因为有了钱颖一、许成钢教授的开创性工作，这些新解释和争论已经建立在新的理论基准和起点之上，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显然已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理论世界里。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IEPR)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