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结缘│刮尽荷包旧书肆

古语说“坐商行贾”，如果说书店算是坐商，旧书摊差不多就是“行贾”了。虽说一般而言，书摊也相对固定。

更早的情况不清楚，我记忆所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算起，贵阳的旧书肆集中在延安路外文书店这一侧，傍晚时分，陆续摆摊，好像周末更多一些。持续了若干年，而且碰巧，其最兴盛的时光，正与我的大学时代重叠，家住新添寨，周日晚返校，乘车到师大附中，步行往狮子桥转车，一路正好逛过去。

可惜，延安路的旧书肆还是寿终正寝，查了下媒体报道，“贵阳市政府于一九九六年批准建立延安中路百货夜市，主要用于安置下岗失业人员。随后，经贵阳市政府、市局批准，无业人员及居民自发组建，饮食、百货夜市逐步占据了贵阳较繁华路段的主要人行道，被称为‘下岗职工夜市一条街’”。

这可是贵阳人的一段集体回忆，而旧书肆也便因此逐渐被夜市挤出延安路，一部分迁到阳明路、贵钢和万东桥花鸟市场等几处，坚持下来的，慢慢也演化为“坐商”，有些甚至成为老朋友，不过据说这几年生意也不太好做。更多的，不知所踪了。

穷学生囊中羞涩，遇到好书，不免见猎心喜，手散一点，便弄得这周饭钱烟钱没有着落。即或如此，购书之乐，仍无可取代。譬如，争书。

上世纪九十年代，花溪也有旧书摊，周末才摆，就在花溪新华书店门口，一溜，书品颇佳。大学时代，要去买旧书得赶早，竞争激烈，稍微走神，一本中意的书就落入别人口袋了，悔之莫及。

前几年在北京买到陆昕所著《闲话藏书》，写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旧书肆的往事，简直恨不早生三十年，得与诸君作把臂游。这里抄一截故事，聊作补白。一九八九年中国书店办春季书市，开始尚秩序井然，“但也有个别人开了以后抢书的先河。听人告知，此公来得甚早，至柜子前两手一伸，作环抱状，将整整一排书从头到尾尽数揽入怀中，然后到一旁慢慢挑。顺带多说两句，此公这一抢书动作，后来演变发展成书市上的一大奇观，如后来古旧书市上，卖残本书时，不少人即作出这种环抱形，胳膊能伸多长便搂进多少书。再发展为全身往书堆上一扑，凡压在我胳膊腿底下的即是我的。最后干脆变为伸开胳膊朝放在桌子上的古书横扫，凡扫到地上的即是我的”。

买旧书的另一大乐趣是每有意外之喜，不期然地碰到某本心仪已久的书，算是顶级的快乐，不过鲜有遇到就是了。多半时候是随机随缘，比如，我书架上几乎全套的金庸小说，无一例外来自旧书市场，而且绝大多数是那个年代习见的各种大陆盗版，有正规出版社明目张胆盗的，也有地下出版盗的。平心而论，其实盗得并不全然差劲，相对而言，有的地下盗版水准还更胜一筹，直接影印港台正版，除了纸张印刷装订差距明显，插图排版字体都赏心悦目。鄙人最值得夸耀的购书故事之一，是买到了港版的《越女剑（附：卅三剑侠图传）》和《侠客行》，可惜是残卷，而且破烂不堪。自己补缀了封面封底，至今也还珍视着。

话说回来，买残书也是逛旧书肆的一乐，好处是便宜，但要配齐全套，着实不是易事。像金庸小说这种当年印刷出版量极大的书，相对机会较大，前面说过，我的那套大杂烩“金庸全集”，很多都是这样配出来的。

因此而入手，至今也还残着的书，仍然不少。但也不见得影响读，比如，我有一本中华书局版《白居易集（第四册）》，得诸万东桥下。七十一卷中，五十六卷概付阙如，但也带来好处，是读了原本按着次序基本上不太可能读到的部分，就像卷六十六的“判”，据说是他参加“书判拔萃科”时所作的习题，绝对有趣。抄一则“得辛氏夫遇盗而死，遂求杀盗者而为之妻；或责其失贞行之节，不伏”条如次：

亲以恩威，有雠宁舍？嫁则义绝，虽报奚为？辛氏姑务雪冤，靡思违礼。励释憾之志，将殄雚蒲；蓄许嫁之心，则乖松竹。况处丧未卒，改适无文苟失节于未亡，虽复仇而何有？夫雠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无效尤于邾妇，庶继美于恭姜。

瞧瞧，不让改嫁都能写得如此文采飞扬，买书之乐，归根结底在于读，旧书亦然。

但买旧书，也还另有新书所不具备的乐趣，姑且这样来说——或谓书籍自有其生命，事实上还是读者赋予，耳鬓厮磨，终日摩挲，在旧书的字里行间，偶然会发现前主人留下的印痕，掩卷遐想，亦乐事也。

文章将尽，关于旧书上的“留痕”，且待下回分解吧。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