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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110岁的周有光先生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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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是2015年8月29日,我去后拐棒胡同看望110岁的周有光先生。


那时,我因脚踝意外受伤,已许久未见到老先生,是二十年来间隔最长的一次。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年初,周先生独子周晓平永远离开了父亲。周晓平是孝子,虽然自己年过八旬,外孙也已长大成人,但在100多岁的父亲面前,永远像个小孩子,随叫随到,低声细语,恭恭敬敬。


对于周晓平的病逝,亲友担心老人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为防万一,在告知老先生之前,做了必要的急救准备。确知儿子病逝的结果,周先生的情绪还算平静、安稳。但大家心里明白:表面平静,内伤却是致命的。不出预料,3月1日,先生因发烧住进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入院未几,突然胃部大出血,危在旦夕。所幸病发医院里,身边有最好的大夫,病房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抢救条件。周先生奇迹般地脱险,修养之后,出院回家。


那天上午十点半,我如约进门,周先生正躺在沙发上睡觉。过了一会儿,保姆小田唤醒并扶先生起来。小田在他耳边大声说,金大姐来看您。周先生眯起眼睛看了好一会儿,问我:“你还好吧?”并用手示意——耳朵听不见,接着,两只大拇指弯一弯,表示欢迎。保姆给他装上助听器,周先生说:“可以谈话了。”他像往常一样很平静地说:“100岁以后,老得特别快,记忆力退化厉害。思维和理解力变化不大,脑子还没乱。脑子乱,就没用了。”


我坐在周先生身边告诉他:“年前,我在家里打扫卫生,从凳子上掉下把脚摔坏了。一直没来,放心不下。”老先生说:“我很好!”


俩人谁也没谈那些伤心的事。沙发对面书架上有一本某出版社出版的《舍我其谁:胡适》,我顺手拿起来,很厚,很重。我问先生,“还能看吗?”先生说:“耳朵越来越不灵,眼睛换了晶体,可以看书、看报。这本(书)内容没看,书名不好。我认识胡适,人非常好,很谦虚。这个题目(书名)不符合胡适的为人,胡适没有‘舍我其谁’的思想。胡适温文尔雅,是谦谦君子。他大力提倡‘自由’、‘民主’,但不盛气凌人。学术观点不同,公开写文章辩论,私下里还是朋友,有困难仍然尽力帮忙。比如和、章士钊的关系,观点归观点,友谊归友谊。”


周先生经此一场大病,身体非常虚弱,几乎什么也不能吃,全靠喝医院配制的营养液。人很瘦,一点力气也没有。保姆扶他起来时,坐姿不对,裤子压在一边不舒服,老人几次想借助手的力量调整一下,可身体怎么也不能从沙发上撑起来。我在一旁干着急,帮不上忙,只好喊保姆过来重新扶他坐好。


保姆说,爷爷在床上自己翻身,一次翻不过来,就用力一滚。翻过去了,很高兴。实在翻不过去,就喊,“帮帮我”。两位小保姆把老先生照顾得非常好,其中一位在此工作十七、八年,周先生视她为家人,周夫人在时,对保姆也这样。小保姆几次有病住院,都是周家爷爷奶奶从生活和经济上给予照顾和资助。周先生常说,“(自己)吃亏就吃点亏,能帮就帮帮。”反之,小保姆也把周先生看作自己的亲爷爷。


周先生仍然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不时用肿胀的手拿起白手帕,轻轻沾沾嘴角。陪先生聊了半小时,怕他太累,也猜想他需要方便方便。我要走,先生却说,“再坐坐”。二十分钟后,保姆过来问爷爷要不要小便?我再次起身准备走,周先生不舍地说:“多坐一会。”对于老人的依依挽留,我心生歉疚。也许真的是多日不见,他有太多的话要倾诉?还是,人上了年纪更需要亲友在身边多坐坐,多陪陪?就这样一直聊了一个多小时。


十二点了,我不得不向老先生告辞。周先生微笑着两手合起来向我拱手,我与他拉拉手,示意我会经常来。保姆说,爷爷这次病后不大说话,从没聊这么长时间。我嘱咐保姆:“只要爷爷精神好,想聊天,随时给我打电话。”




回家的路上,心中酸楚,思绪万千。70多年前,周先生的女儿小禾夭折后,儿子晓平在家门口被流弹击中。腰间穿一洞,小肠打三孔,大肠打一孔,并伤一处,共六处破损。儿子生死攸关,周氏夫妇几近崩溃。周先生“在教会学校读书多年,但没有信教”,他是无神论者,但不反对宗教的存在,更不否定宗教的社会作用。女儿死后,他不能自拔。周先生在朋友劝说下接受洗礼,但没有做过祈祷。那次,他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宗教的慰藉,为晓平第一次做了默默的祈祷。用“多面人生论”劝慰妻子,也用“‘多面人生论’为自己解说,自己和自己辩论”。


而今,先生已垂暮晚年,夫人离世,独子永诀。他的内心是何等苍凉?何等无助?他如何熬过漫漫长夜?如何再用“多面人生论”为自己解说?未来的一切将依托何处……我不敢想了!


随着脚伤逐渐痊愈,我又能经常去看望老人了。周先生的病体也在好转,见面之后,一如既往谈热点新闻。谈“亚投行”、叙利亚、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欧洲“难民潮”、巴黎市区恐袭案、美国的经济复苏……


周先生说,“美国经济复苏不会很大,但美国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最健全的国家。社会发展有规律性,要让它自由发展。发展过程中有错误,人民会改正。民主制度使美国每天都在革命。老百姓不笨,想限制老百姓的思想才最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总是要思考的,这是人的本能,思想是限制不住的。你把他的嘴封上,他的思想仍然存在。”


周先生说,中国历来民主意识不强。但有些时候政策宽松,思想就活跃,比如春秋战国时代、汉朝、唐朝。,有民主,就能广开民智,社会发展就快。


我问周先生,意识淡薄是不是历史悠久,包袱太重?


周先生说:历史悠久不一定成包袱。中国有孔子,有儒家思想,许多好的传统思想可以古为今用。民主、自由是最基本的社会问题,是老百姓的自然要求,就像空气,无时无刻都离不开。怕这,怕那,这一怕,把自己限制住了。“民主”和“专制”,哪个先进?哪个落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闲聊中,周先生多次谈到蔡元培,谈到胡适。有一次,先生问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谁提出来的?”我脱口而出:,为了拨乱反正,结束‘两个凡是’论,。”


周先生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胡适的真理观,是他最早提出。胡适当年的理论,我们几十年后才认识,才开始运用。改革开放常说的‘不管’,是胡适多元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摸着石头过河’……”


关于胡适,早在2004年底,周先生就曾对我谈过。那年,周先生应邀去中国现代文学馆进行科普讲座,讲座内容是“比较文字学”。授课一小时,回答提问一个半小时,场面活跃,坐无虚席。回来后他不解地问我:现代文学馆的会客厅里挂着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冰心等人的像,怎么没有胡适?

不等我开口(实际也回答不出来,我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周先生就说,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白话文的倡导者。胡适和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早在“五四运动”之前,胡适首先发起“改文言为白话”,积极响应,并把文体解放扩大为思想解放。“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和“文艺复兴”运动。“五四运动”不是由政党领导的,是群众自发、北京大学学生挑头起来的。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为什么“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大学,而不是其他大学?这是蔡元培、胡适等人倡导“民主、自由”思想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蔡元培是影响社会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越往后越能显现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他提倡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迄今仍然是真理。


壹百壹拾壹岁的周有光先生,仍然在独立思考。先生的思维仍然睿智精深,没有半点紊乱。


(本文作者著有《巜老藤椅 慢慢摇一一听周有光讲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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