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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到北京(下) | 协和八

楼主:协和八 时间:2020-11-22 16:04:22

从纽约到北京(下)

四、国家的命运

实际上,以西方为标尺,中国所缺的还不止科学精神这一堂课。晚清的严复、杨度、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发现西方兴盛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于是鼓舞民众,奋起赶超。然而,国家积贫积弱,倍受欺凌,怎样才能「救中国」?这个巨大的问号始终横亘在中国人(特别是作为民众喉舌的知识分子)的心头。在国难日蹙的残酷现实面前,富强是头等大事,而文明只好缓行一步。救亡续绝的需求极为迫切,如何开启民智,丰富民族心灵,塑造有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变成远水难解近渴的次要选项。最终,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结果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富强压倒了文明。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关注,更多的是器物、技术、秩序和逐利精神,而不是权利、自由、法治和民主传统。

更令人扼腕的是,在近代中国百年的迷茫中,传统文化不幸成为「替罪羊」。五四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国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根源在于文化落后,两千年前的孔夫子需要为今日中国的问题埋单。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客观冷静的研究不敌轰轰烈烈的运动。旧世界支离破碎,新体系却不知在何方。来回折腾了一个世纪,中国人数千年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几乎被悉数摧毁。《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教授尖锐地指出,现代中国主动斩断了自己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今日中国巨大的价值真空。

平心而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奋斗,中国已是今非昔比。然而,今天的我们物质宽裕了,精神却迷茫了;财富迅速地积累,人们却并不幸福;知识和信息不断增长,但社会的非理性情绪却仍然高涨;法律和规范日益完备,但中国人的暴戾之气却有增无减;我们努力要树立中国文化品牌,但至今难言成功。文化是国家的巧实力(smart power),民族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文化的感召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的危机关乎民族的存亡,这绝非危言耸听。明末大儒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提出著名的「亡国」与「忘天下」之辨:「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中国传统价值符号里,「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亡国」不过是改朝易代,但中国文明尚在,社会根基尚在;而一旦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仁义无法发扬,人民纷争不断,即为「天下」将亡。

为了不当「亡国奴」,中国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曾前仆后继,断头流血,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为民族争取到了生存的权利。然而,倘若起顾炎武老先生于地下,他一定会感慨,今日中国无亡国之忧,却出现了「亡天下」的危机。这是历史和我们开的一个巨大的玩笑,但也从反面提醒我们,文化重建的任务是何其艰巨。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个民族同样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历史。一旦切断了自己的根脉,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如何重建承续传统、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怎样塑造心灵丰富、克己守礼、知行合一、精诚专注的现代中国人,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孜孜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五、当下的思考

掩卷而思,早年协和的兴衰起伏,或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较量、交流、融合的风云变幻,能够为当下提供何种思想资源?

圣经《创世纪》(Genesis)第十一章有一段记述,很有代表意义。说得是在洪水以后,人类想在一个叫巴别的地方建造一座通天塔。最初大家都用一种语言,沟通顺畅,齐心协力,工程进度很快。上帝发现了人类的企图,担心人类真的将塔修到天庭,危及上帝的权威,就搞乱了人们的语言,使大家听不懂彼此的话,最终工地上的人们四分五裂,巴别塔也成了「烂尾楼」,轰然倒塌。这个故事强调了上帝的尊严,警告了人类的骄傲,而深意是要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要想有效沟通,需要克服巨大的障碍。

「一根筋」的西方文化秉承「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理念,自己认为的好东西一定要和别人分享,上帝福音必须传播到世界。这和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截然不同。儒家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是尊重他者,有了尊重才能承认差异,才能互相学习和交流。因此,较之强调对抗和征服的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儒家「恕道」,为不同文明的对话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鲍君此书随处可见中西交流的印记,其中两个故事更是颇可玩味。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慈禧太后的侄媳妇——德福晋延请科龄医治。德福晋患病,需要科龄为其做手术。然而,「男女授受不亲」却是当时不可逾越的红线,更何况对方还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实在有失观瞻。不过,能够嫁入皇室的德福晋毕竟不是寻常女子,她很快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先举行仪式,与科龄结为异姓兄妹。有了这一层铺垫,「兄长」再给「胞妹」施治也就无碍礼法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协和前身——京施医院的建设经过。为了给京施医院腾出地方,需要拆除当地一座火神庙。而在中国民间看来,拆庙是大逆不道的渎神行径,必遭天谴。火神庙的主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同意拆庙。不巧的是,在拆运过程中神像不慎受损,这下犯了众怒,寺庙周围的居民都诅咒住持得一场大病。最后,作者笔锋一转点明了结局:「最终神灵并没有应验,这位住持一直很健康,还掌管了附近胡同的另一座寺庙。」

两个故事最终都皆大欢喜,但却引人深思。作者轻松的语气,却更加凸显了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背景。西方人为彰显上帝的荣耀,挟坚船利炮的余威而来,一厢情愿地要「拯救」不信仰上帝的古老中国,但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抵制。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观点,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和接受,真的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并不等于毫无可能。在第一个故事中,强势的西方文明为了实现「本土化」,展现了入乡随俗的灵活性。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住持最终与英国教会合作,及其个人的美好结局,似乎喻示着向西方文化皈依(conversion)是一条正路。其实,这样看问题都未免片面。百川东流归大海,长时段的历史观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是必然的,不以这种方式发生,就以那种方式发生,表面的困境却孕育着未来的机缘。当年,先进的京施医院起来了,传统的火神庙消失了;人们不再对神灵祈祷,却转向新的神坻——科学索求福祉;中国人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虚妄骄傲,但也不再将西方人看作不可理喻的洪水猛兽。这些,都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作者钩沉辑佚的苦心,是想告诉我们,只有理解那个年代,才能理解协和的来之不易,才更懂得欣赏中国宫殿里西方医学的这颗璀璨明珠。

慎终追远,以史鉴今,作为东西方文明交融孕育的时代精品,协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东西方的未来是敞开的,存在多样的可能性。参考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的论证,只要不同的个体(国家)以理性的态度和方式互相交往,在有限的策略选择中,最终总能达成一定的平衡状态,即任何个体都不能通过单方面行动增加自己的利益(纳什均衡)。是以故,在今天这个动荡纷扰的世界上,东西方仍然需扩大交流,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才能避免零和游戏,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未来。

对当代中国来说,既要努力增加物质财富,更要专注于文化建设,「两手都要硬」,才能为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不应忘记,中国文化始终有着心怀天下的世界情怀。我们的祖先曾反复强调,「仁者赞天地之化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值得所有人尊敬和向往的生活态度。在中国人看来,「天下无外」。在这样的「天下」体系中,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成员,不存在无法同化的「他者」,也不存在不共戴天的仇敌,任何外在的个体都是「化」的对象而不是「征服」的对象。有了这样的胸怀,我们将为东西方的交流打开新的一扇门。我们当然不再追求「万国来朝」的虚妄骄傲,但如果不能针对性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缺陷和错误,不能改造主宰世界三百年现已病入膏肓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为广大亚非拉的贫困人民指引一条光明之路,那我们充其量只能像近代日本一样,成为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而且是严重偏科的优等生。在当今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辗转死于沟壑的世界上,如何挽救文明?如何再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秩序?西方世界已经力不从心。这项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华民族的肩上,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calling)。

因此,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协和的故事是一个缩影,浓缩了翻天覆地的二十世纪。斗转星移,世事已非,作为百年来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者,协和承载的时代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本身。行文至此,心潮起伏,不由得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念奴娇•昆仑》中的名句:「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斯人已去,言犹在耳,此情此景,定能实现。




作者:北京协和医院 消化内科 吴东副教授

编辑:五色石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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