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到北京（下） | 协和八

从纽约到北京（下）

四、国家的命运

实际上，以西方为标尺，所缺的还不止科学精神这一堂课。晚清的严复、杨度、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发现西方兴盛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于是鼓舞民众，奋起赶超。然而，国家积贫积弱，倍受欺凌，怎样才能「救」？这个巨大的问号始终横亘在人（特别是作为民众喉舌的知识分子）的心头。在国难日蹙的残酷现实面前，富强是头等大事，而文明只好缓行一步。救亡续绝的需求极为迫切，如何开启民智，丰富民族心灵，塑造有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变成远水难解近渴的次要选项。最终，二十世纪革命的结果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富强压倒了文明。人对西方世界的关注，更多的是器物、技术、秩序和逐利精神，而不是权利、自由、法治和民主传统。

更令人扼腕的是，在近代百年的迷茫中，传统文化不幸成为「替罪羊」。五四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国人认为，之所以落后，根源在于文化落后，两千年前的孔夫子需要为今日的问题埋单。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客观冷静的研究不敌轰轰烈烈的运动。旧世界支离破碎，新体系却不知在何方。来回折腾了一个世纪，人数千年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几乎被悉数摧毁。 Feivel Vogel）教授尖锐地指出，现代主动斩断了自己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今日巨大的价值真空。

平心而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奋斗，已是今非昔比。然而，今天的我们物质宽裕了，精神却迷茫了；财富迅速地积累，人们却并不幸福；知识和信息不断增长，但社会的非理性情绪却仍然高涨；法律和规范日益完备，但人的暴戾之气却有增无减；我们努力要树立文化品牌，但至今难言成功。文化是国家的巧实力（smart power），民族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文化的感召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的危机关乎民族的存亡，这绝非危言耸听。明末大儒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提出著名的「」与「忘天下」之辨：「有，有亡天下。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传统价值符号里，「」与「亡天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过是改朝易代，但文明尚在，社会根基尚在；而一旦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仁义无法发扬，人民纷争不断，即为「天下」将亡。

为了不当「奴」，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曾前仆后继，断头流血，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为民族争取到了生存的权利。然而，倘若起顾炎武老先生于地下，他一定会感慨，今日无之忧，却出现了「亡天下」的危机。这是历史和我们开的一个巨大的玩笑，但也从反面提醒我们，文化重建的任务是何其艰巨。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个民族同样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历史。一旦切断了自己的根脉，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如何重建承续传统、面向未来的文化，怎样塑造心灵丰富、克己守礼、知行合一、精诚专注的现代人，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孜孜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五、当下的思考

掩卷而思，早年协和的兴衰起伏，或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较量、交流、融合的风云变幻，能够为当下提供何种思想资源？

《创世纪》（Genesis）第十一章有一段记述，很有代表意义。说得是在洪水以后，人类想在一个叫巴别的地方建造一座通天塔。最初大家都用一种语言，沟通顺畅，齐心协力，工程进度很快。上帝发现了人类的企图，担心人类真的将塔修到天庭，危及上帝的权威，就搞乱了人们的语言，使大家听不懂彼此的话，最终工地上的人们四分五裂，巴别塔也成了「烂尾楼」，轰然倒塌。这个故事强调了上帝的尊严，警告了人类的骄傲，而深意是要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要想有效沟通，需要克服巨大的障碍。

「一根筋」的西方文化秉承「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理念，自己认为的好东西一定要和别人分享，上帝福音必须传播到世界。这和儒家的「忠恕之道」截然不同。儒家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是尊重他者，有了尊重才能承认差异，才能互相学习和交流。因此，较之强调对抗和征服的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儒家「恕道」，为不同文明的对话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鲍君此书随处可见中西交流的印记，其中两个故事更是颇可玩味。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慈禧太后的侄媳妇——德福晋延请科龄医治。德福晋患病，需要科龄为其做手术。然而，「男女授受不亲」却是当时不可逾越的红线，更何况对方还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实在有失观瞻。不过，能够嫁入皇室的德福晋毕竟不是寻常女子，她很快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先举行仪式，与科龄结为异姓兄妹。有了这一层铺垫，「兄长」再给「胞妹」施治也就无碍礼法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协和前身——京施医院的建设经过。为了给京施医院腾出地方，需要拆除当地一座火神庙。而在民间看来，拆庙是大逆不道的渎神行径，必遭天谴。火神庙的主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同意拆庙。不巧的是，在拆运过程中神像不慎受损，这下犯了众怒，寺庙周围的居民都诅咒住持得一场大病。最后，作者笔锋一转点明了结局：「最终神灵并没有应验，这位住持一直很健康，还掌管了附近胡同的另一座寺庙。」

两个故事最终都皆大欢喜，但却引人深思。作者轻松的语气，却更加凸显了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背景。西方人为彰显上帝的荣耀，挟坚船利炮的余威而来，一厢情愿地要「拯救」不信仰上帝的古老，但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和抵制。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观点，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和接受，真的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并不等于毫无可能。在第一个故事中，强势的西方文明为了实现「本土化」，展现了入乡随俗的灵活性。而代表传统文化的住持最终与英国教会合作，及其个人的美好结局，似乎喻示着向西方文化皈依（conversion）是一条正路。其实，这样看问题都未免片面。百川东流归大海，长时段的历史观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是必然的，不以这种方式发生，就以那种方式发生，表面的困境却孕育着未来的机缘。当年，先进的京施医院起来了，传统的火神庙消失了；人们不再对神灵祈祷，却转向新的神坻——科学索求福祉；人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虚妄骄傲，但也不再将西方人看作不可理喻的洪水猛兽。这些，都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作者钩沉辑佚的苦心，是想告诉我们，只有理解那个年代，才能理解协和的来之不易，才更懂得欣赏宫殿里西方医学的这颗璀璨明珠。

慎终追远，以史鉴今，作为东西方文明交融孕育的时代精品，协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东西方的未来是敞开的，存在多样的可能性。参考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的论证，只要不同的个体（国家）以理性的态度和方式互相交往，在有限的策略选择中，最终总能达成一定的平衡状态，即任何个体都不能通过单方面行动增加自己的利益（纳什均衡）。是以故，在今天这个动荡纷扰的世界上，东西方仍然需扩大交流，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才能避免零和游戏，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未来。

对当代来说，既要努力增加物质财富，更要专注于文化建设，「两手都要硬」，才能为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不应忘记，文化始终有着心怀天下的世界情怀。我们的祖先曾反复强调，「仁者赞天地之化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值得所有人尊敬和向往的生活态度。在人看来，「天下无外」。在这样的「天下」体系中，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成员，不存在无法同化的「他者」，也不存在不共戴天的仇敌，任何外在的个体都是「化」的对象而不是「征服」的对象。有了这样的胸怀，我们将为东西方的交流打开新的一扇门。我们当然不再追求「万国来朝」的虚妄骄傲，但如果不能针对性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缺陷和错误，不能改造主宰世界三百年现已病入膏肓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为广大亚非拉的贫困人民指引一条光明之路，那我们充其量只能像近代日本一样，成为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而且是严重偏科的优等生。在当今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辗转死于沟壑的世界上，如何挽救文明？如何再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秩序？西方世界已经力不从心。这项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华民族的肩上，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calling）。

因此，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协和的故事是一个缩影，浓缩了翻天覆地的二十世纪。斗转星移，世事已非，作为百年来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者，协和承载的时代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本身。行文至此，心潮起伏，：「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斯人已去，言犹在耳，此情此景，定能实现。

作者：北京协和医院 消化内科 吴东副教授

编辑：五色石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