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北京人》

《北京人》无疑是曹禺先生最好的一部原创话剧。

在这部话剧中，看不到《雷雨》似的殚精竭虑，看不到《原野》似的矫揉造作，不仅饱含作者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之情，而且技法娴熟随意，更显大家风范。

《北京人》写的是封建家庭的没落，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人类成长历程中一个年龄段的结束，曹禺把这样宏伟的主题浓缩，放在老北京一个没落的、走向衰亡的大家庭中，让这样一首摇摇欲沉、千疮百孔的老航船承载这样沉重的主题，让我们一入戏就不能不“先天下之忧而忧”。

不知《北京人》饱含了多少曹禺对于一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柔弱民族的忧虑。一个前清遗老曾老太爷，行将就木，苟延残喘，必将被抛弃，而且已经被淘汰。他已经不能支撑这个曾经辉煌的门第，对死亡充满了无穷的恐惧。

面对曾经低下的邻里的崛起，他只是想尽可能维持自己现在的生，安排自己不久的死。最为可怕的不仅如此，更在于这个腐朽的代表，已经死去的思想依然牢牢的控制着这个家族，掌握着他们的命运。曾老太爷代表了什么？

他的存在暗示着什么？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之下的中生代呢？理应维持这个家族存在，甚至肩负这个家族复兴的中生代呢？曾文清文弱胆怯，不敢反抗；江泰夸夸其谈，从不行动。却让一个无耻狡猾，小肚鸡肠的两面派人物，曾思漪把握了家庭的命脉。

整个家庭之中，能与曾老太爷抗衡的居然是这种人物。让人好笑，可笑出的只能是泪。曾文清和江泰，一中一外，在他们身上，曹禺看不到希望。

那些软弱无用的男性无疑便是曹禺的心疾，他痛恨他们的软弱无力，拼命想摆脱、想改变，于是又便有了“北京人”、袁任敢这些充满“原始力量”的人物，他们是曹禺理想中的人，是完美的化身，使曹禺希望的寄托。

在“北京人”身上曹禺将自己的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朗：“充沛丰满的生命和人类日后无穷的希望都似在这个人身内藏蓄着。”曹禺显然是崇尚这种“力”的，而那些软弱的人，却是只能在心中偷偷向往一下，没有行动的，作者深刻了解这些人挣扎的内心，所以这些人是鲜活的，又是无奈的。

对于这种软弱，作者是最残忍的，比如文清，走了却又回来，最后连唯一一个理解自己，与自己同声同气的女子都对自己失望，离开家走了，只剩下了他独自在这个注定要入土的家中苟活下去，只有依靠着鸦片，麻醉着自己的灵魂，等待着自己的死日。

这样的活着比死更痛苦。曹禺的心应该是极痛苦的，他分明地看到了腐肉所在，却又毫无解救之法，他只能自己揭开伤痂，忍痛替自己剜肉疗伤，他不得不这么做，只有这样才使是他心灵感到慰藉的唯一方式。

至于新生代的曾霆，虽然天真可爱，但对思漪和曾老太爷仍然唯唯诺诺。可以说，他就像《雷雨》中的周冲一样。他祖辈的一句话，“就可以把他的想法全部打灭。”在这样的人身上，曹禺还是看不到希望，更多的是同情和善意的嘲笑。

一个愫方，一个瑞贞，都是善良的女性。特别是愫芳，作者饱含了同情与赞美之笔写下的人物，一个美丽的东方传统女性。她贤惠而容忍，在曾家总是无声无息的劳动，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支使她干活，而她从不推托。

她为老太爷捶腿，为曾思懿熬药，为文清收拾书画，为江泰、文彩等做饭，甚至为陈奶妈铺床叠被。她是中国传统的包容、忍让的美德的化身，她把这一切寄托于深深埋在心里的，对文清的感情上，然而正因为如此，她的命运才凄惨悲凉。

她就像落入漩涡的浮萍，希冀扶住片草断根，可是这些根，这些草，早已经腐朽了。她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来换取滋润肥沃这些草根的土壤，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理想国”的基础上。可曾文清的回归彻底打破了她的梦想，“天真的蹋了，哑巴也说话了”。这些草叶根叶已经败坏了，没有可医救的方式。

除了出走别无它法，可这样的出走对于她来说一样是毁灭。不知曹禺是否是含着泪在写愫方，不知在愫方和瑞贞之中饱含着曹禺先生多少对于可悲、可怜的人民的关爱。

似乎在这个家庭之中的任何角落已经看不到希望了。曹禺把希望放在了“北京人”身上。这个华夏民族的源头，似乎是曹禺认为的出路。可是这样的出路岂不是更加让人绝望和无助？

然而这样的家庭之中，家庭关系看似平静，时则不然。在剧中人看似无心的平淡言辞中，都有心灵的冲突。只是由于剧中人的身份，所受封建教管的影响，不允许他们十分外化的表现矛盾冲突，事实上《北京人》的矛盾冲突的激烈性、复杂性比《雷雨》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的区别只不过是东方的曾家四合院，与西式的周公馆。

内在激烈的冲突，表达出来的语言却是简洁含蓄，委婉深长，欲说还休的特色与中国古典诗词艺术讲究凝练传神、忧婉深长的抒情特点相通，体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从而使得这部戏更有民族特色。

《北京人》中还依稀可见《红楼梦》的影子，这是在是因为《红楼梦》几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特别是为写中国的封建家庭树立了典范，所以，谁也逃不过《红楼梦》的影响。

曾思懿与王熙凤有异曲同工之妙；曾文清、愫方的文雅、儒弱，相互倾慕却不能结合，又大类宝玉与黛玉；而心直口快、憨态可掬的陈奶妈，又让人想起来了刘姥姥。总之《北京人》的字里行间都透出中国古典文化的雅味，东方文化与西方艺术的结合，在这部戏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因此，这部戏可以说是中西美学、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曹禺从契诃夫的戏剧中借鉴了“艺术上的平淡”：“一个戏不要写得那么张牙舞爪。在平淡的人生的铺述中照样有吸引人的东西”。

在契诃夫的影响下，摒弃了《雷雨》的酷烈和《原野》的神秘，这部戏中作者追求的是平淡深沉的美。这种美更符合中国的，东方的传统审美心理。

《北京人》由《雷雨》紧张激烈的风格，转而成为平淡、自然、深沉的美。

《雷雨》中的矛盾冲突激烈、外化，更符合西方重视现世的人生态度；《北京人》中，作者则把戏剧冲突至于人物的内心，矛盾冲突含蓄，悠远，这符合东方人把希冀放在来世的人生观。

这使得《北京人》较曹禺的其他作品，东方美的韵味更浓。

如果说《北京人》有什么明显的缺陷，那么就是几个外来人的处理了，特别是被赋予了使命含义的袁任敢、袁圆和“北京人”，因为他们过于鲜明的象征意味，因为他们过于西式态度与思想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过于明显的对比，我们觉得它呆板生硬。

我想，究其原因，可能是曹禺先生想说的事情太多了，既想提出问题，又想解决它，尽管这种解决对于他自己来说也是勉强的，有点自嘲式的。

曹禺清华的同学，号称“龙虎狗”之首的另一位大师级人物，也是曹禺青年时代佩服的榜样；钱钟书先生对曹禺的剧本不以为然，曾在《围城》之中借赵辛楣和孙柔嘉之口讽刺过曹禺，但也认为《北京人》相对而言较为出色。这对我们似乎有所启示。

可见，抛弃了“技巧”痕迹，由火辣辣的浓烈风格转为淡远隽永的《北京人》以特有的东方韵味，依旧傲立于剧坛群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