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建议缩短“633”学制并取消小升初和中考  学者回应学制改革是个系统工程

▲▲▲话题一：缩短学制，支持还是反对？

本刊记者：您支持莫言先生的提案，谈谈您的观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国华：莫言委员提出这个提案后，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专业委员会主任贺淑曼女士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这样的微信：“……应试的压力，让孩子从出生就开始接受各种学习班，从而导致许多学生厌学；孩子们多数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补习上。孩子们没有了童年时光，没有了少年时光，没有机会体味因为兴趣而沉浸其中的快乐……”迅速被转载。对此，我和贺教授的观点一致，支持莫言先生的提案。

如今已是“互联网时代”。作为互联网时代“原住民”的新一代青少年，他们接受知识（系统）的条件、方式、来源、多样性，乃至他们自身个性及意志决定的主动性，早已与其父辈祖辈迥然不同，可通过多种渠道完成传统学校额定知识的传授时间，所以可以而且应该缩短。否则，就是在浪费孩子们的生命。再者，当代又是新工业革命或者工业4.0时代，从知识论的角度而言又是一个知识的增长和更新呈指数变化特征的时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旧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学校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正面临着课堂教学“究竟要学多少知识为好”、“是否依然要死守按部就班教学的传统”、“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还能走多远”等拷问。既然在有限的学校学制规定的时段里不可能穷尽和教授人类已有的知识系统，那么，究竟要教授多少知识，就是一个可商讨、研究和设计的问题。还有，我国要把人力资源大国转变成为人力资源强国的国策，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有学制可能带来人生求学时间的浪费问题。我国已基本上完全普及了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正在向普及化迈进，在校生二三亿人，这样的大数目，倘若学制浪费系数成立，那么，这笔浪费将是天文数字无疑。

▲▲▲话题二：缩短学制，何为标杆？

本刊记者：目前的12年学制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反对将12年缩短为10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当我们讨论学制等问题的时候必须明确什么是学制。简言之，学制是社会中各级各类学校组织系统、课程和学习年限的制度体系。讨论缩短学制的问题事实上所使用的是狭义的基础教育或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制。

中国现在所使用的学制是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当时不是政府制定的，而是民间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专家经过长期酝酿、调研、讨论，集思广益，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效法美国制定出的“六三三”新学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制定的依据就是儿童的天性，世界主流国家都在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其实提出缩短中小学学制的观点不止莫言一个人，也不只是这几年才提出，这个话题总有人在提，也有实践。早在1960年，北京景山学校作为学制改革试点校，曾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十年一贯制”办学模式，并在全国引发轰动。但是，经过实践发现，10年的时间，孩子们在学习知识方面没有问题，能够顺利完成，16岁就考上大学。但大学之后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心理、年龄上达不到应该的水平，而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现在，景山学校实行九年一贯、高中三年全日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不少人提出学制缩短，大都出于感性认识，缺乏大量实证调查的数据支撑。事实上，以合格为标准，中国大量的学校和大量的孩子没有办法在现有的12年学制中完成基本能力和基本知识的学习，完成得好的依然是相对少数。依据这样的基本事实，我认为目前的学制并不长，也不该缩短。另外，学制的设置一定要基于人成长发展的阶段性。当前学制设置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与大范围统计基础上的人的发展阶段性比较吻合，实践证明，这种学制是比较符合儿童个体发展规律的。当然，也有个别不符合的情况。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改学制，而是调节个人的学习，在相同的学习年限里比之前学得更好、更充分。所以，学制改革问题一定要基于对儿童发展阶段性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提出。

▲▲▲话题三：数字化时代，缩短学制能提升人才培养效率吗？

本刊记者：莫言委员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学前教育和中小学生的智能发展水平已经远高于几十年前的同龄人。”那么，缩短学制能不能提升人才培养效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造成教育和人的成长的低效率的因素肯定不会是确定不能改变的时间因素，而是教学的有效性。教学无效，再短的时间依然是无效的；教学有效，时间长就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信息社会是否成为缩短学制的理由呢？我们知道多数动物下地就能行走，而人出生后一岁才能行走，由于人类在生理上就是早产的，出生后比其他动物需要更长的抚育期，并且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对人的能力和素养的基础性要求越来越高，使得他走上社会所需要的基础性教育实现延长。尽管信息社会为青少年提供了更便捷的学习条件，但由于对他们的高端要求也相应提高了，社会对孩子们能力、情感的要求也都提高了，说明依然不能作为缩短学制的依据。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国华：从每个人接受教育的个体发育和当代社会提供教育的系统发育两方面相比较看，知识和教育的普及，竞争的激烈和多样性，已经或正在成为新常态。社会提供教育的系统发育，正在变得越加丰富、多样化，并在向终身教育延伸，而个人接受教育的个体发育则已经告别一次学习便一劳永逸的时代，要求将再学习、再培训和终身学习作为补充。所以，从理论上说，我认为压缩个人接受教育的个体发育的时间段，已经成为可能。

▲▲▲话题四：学生负担重，学制太长惹的祸？

本刊记者:不论支持还是反对，莫言委员的提案确实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孩子们课业负担重。那么，是“谁”偷走了学生的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孩子们负担过重不是学制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教学方法、课程设置、评价体系出了问题。

“减负”是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个难题。但对孩子而言，负担是因人而异的。同样的课堂，有的孩子“吃不饱”，有的孩子“消化不了”。但是，成人的功利心在作祟，把孩子当成储备知识的容器。为了让孩子挤进名校，家长不惜时间、金钱让孩子储备“竞争优势”，以至于很多孩子连汉字都写不好，就去学奥数；很多孩子学英语的时间比学汉语还要长。课堂上，老师讲得过多，学生缺乏兴趣，缺乏创造性思维。这种功利的心态和题海战术的愚蠢方法，将高考当成了学习的终极目标。所以，学生负担过重与当前的学制设置时间无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当前教育上存在的一种“超前化怪相”：幼儿园学小学的内容，小学学初中的内容。在初中阶段，学生差不多在初二就学完了初中三年所有的知识点，留出初三一年的时间复习、考试；高中阶段亦是如此。所以，在这种推理下，有些声音建议去掉初三、高三“复习的一年”，就可以缩短学制了。岂不知，如果把初三剪切掉了，大家肯定会把初二当做“复习年”；高三砍掉了，高三的复习亦提前到高二。孩子们就会背负更加沉重的考试负担。如果现有的考试评价制度不改变，简单地缩短学制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

用直通车的方式算缩短学制是否减轻负担？学习和评价是不能分离的，这是教育本身的特性。只是大范围统考违背了人的天性，需要改善的是这种评价方式。改变评价方式后人的学习和成长依然是渐进的，缩短时间就会降低品质。

▲▲▲话题五：学制改革，是个系统工程

本刊记者：莫言委员建议，让学生16岁参加升学考试，根据意愿和成绩进行分流：一部分升入大学，一部分升入两年制高职院校，以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这问题怎么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在日本和德国，职业院校很受社会青睐。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收入不比本科低。而且，职业院校学生以后亦有升入本科的机会，没有优势行业和劣势行业之分,有着一样的社会地位。

当下，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虽然受到重视，但在上升渠道上仍没有和本科打通。比如，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参加公务员考试、工作招聘时仍然受很多限制，遭遇不公平待遇。所以，只有改进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构建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的立交桥，为学生的职业提供更多的选择，才能让学生在不同的通道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国华：深化教育改革，其中缩短学制是个绕不过去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又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教学和实践的时间从哪里来？来源之一就是压缩传统学校里花费在传统知识系统教学上的时间，留出时间给予“企业环境下教学”和学生到企业实习、顶班和实践的时间。所以，为了给学生职业和社会实践留出学习时间，现行学习知识的时间就必须缩短。

▲▲▲话题六：怎样将幸福童年还给孩子？

本刊记者：在教育改革的深水区，莫言提案再次引发我们思考：孩子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的教育应该给与他们什么？基础教育改革应指向何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如何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孩子们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学得开心，应当引起教育界的思考。教育目的应指向培养未来合格的公民，而不是高考。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高考并不是难事。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开阔孩子们的视野，减轻应试负担，建议我们的教师少讲一些，引发学生的思考,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欲望。提高了课堂效率，就可留出时间多些社会实践。让孩子们有机会走进自然、实践社会，为未来做好准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如果能够改变教育的管理和评价，让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有更大的自主，能够自己决定学自己喜欢学的内容，让孩子们在既定的时间内，学得有兴趣、学得有效率，这样他们就能留出更多的时间过一种幸福的学习生活，“享受童年”，进而拥有幸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