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反对《雾霾下，我为什么没搬回美国》的观点

昨日朋友圈有一爆文：《雾霾下，我为什么没搬回美国》，阅读量早已10万+，连点赞数都已破万。读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原文主要有这几个观点：

1，我们（指所有人）不仅是雾霾的受害者，也是参与者。原因包括：1）不停的买买买，过度消费。其中的主力是“中产阶级”追求生活质量的欲望。2）国内的人口规模和资源。

2，解决雾霾的出路是技术革命和让人能控制欲望的教育。

反对理由如下：

1. 主次不分

讨论某事件的原因时，有逻辑地列出所有可能性，再按重要性的优先级排序，是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导致雾霾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燃煤、工业性排放、交通工具的尾气、建筑扬尘、垃圾焚烧等等，如果范围再广一点，还可以包括做饭烧菜时的油烟、房子装修、火山爆发，甚至是我们放的屁。

在这些原因里，哪些对雾霾的形成贡献较大呢？《搬回美国》一文并没有进行比较分析，而是直接给了答案：“过度消费”。

逻辑链是这样的：1）我们买的每一件商品，在生产过程中会耗电->电来自于供电企业->供电企业的燃煤和工业性排放会导致雾霾。2）我们网购的商品需要快递配送->配送需要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尾气导致雾霾。

虽然这个逻辑链有点长，但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这是否是雾霾形成的主因？

如果消费是通过燃煤、工业排放和尾气导致的雾霾，是否应该先看在燃煤这几个环节上能否做点什么？燃煤除尘、脱硫、脱硝？工艺升级？治理燃煤散烧排放？控制成品油质量？

在这些问题上有那么多一点点的进展，相当于少买多少个网购的包裹？

《搬回美国》文中说：“我们现在都已经这样做了呀，拆烟囱，拆锅炉，集中供暖，但为什么雾霾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作者在此偷换了概念，假设“做了”就是保质保量、不打折扣地做了。发现效果不佳，于是认为此路不通。其实如果稍微深入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很有价值的讨论点：“做了”的这些事情，方案是否合理？是否有更好的工艺？如果方案没问题，那么执行是否到位？执行过程中是否有监督和反馈？

我们不关心“做了”什么，而应该关心“做了”之后的效果是什么。如果效果不佳，那问题出在了哪里，是否有人该被问责，该不该讨论更好的做法。这些都不谈，轻飘飘地甩下一句：“我们都做了呀，没效果，说明问题不在这儿。”这是多么的轻率和武断。

之前有关部门曾经解释过，北京雾霾重的原因是北京人太爱做饭了，油烟太多，当时感觉是“逗你玩”。如今《搬回美国》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的消费为雾霾造成了很大的贡献，其实逻辑上是一脉相称的——以次要矛盾替代主要矛盾，模糊焦点。

这就好比重病患者去医院，被检查出有肺癌、白血病、肾衰竭、血管瘤、肠胃炎等等各种病，医生痛心疾首地对病人说：“哎呀呀，你最近是不是暴饮暴食啦？你看把肠胃炎都吃出来了。以后记得控制欲望，调节饮食哦，会好起来的！”

把目光聚焦在次要矛盾上，就是这么可怕。

2. 模糊责任边界

这是大多数公共事件的讨论里都会出现的问题。雾霾、食品安全、水污染、交通拥堵等等，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

所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角度，说每一个人都有罪。

雾霾可以是因为人们的过度消费、做饭烧菜、开车，还有放屁。食品安全可以是因为人们贪吃、没有长出火眼金睛来鉴别伪劣食品、没有配合政府做好监督工作；水污染可以是因为人们吃喝欲望太大导致屎尿太多、在河里洗澡、洗衣服；交通拥堵更简单了，谁让你们自己要买车的？

把问题归罪于每一个人，是最简单，也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

关键在于，公民和政府的责任边界，到底在哪里。

公民的责任，在于纳税、遵纪守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它大部分，都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搬回美国》的作者在提到她环保部的同事们时，给予了很高的肯定：“体制的重重限制导致效率不高，可大家仍然在努力。比起社会上大肆抱怨指责的人，他们的行动更值得被尊重。”

这就是典型的模糊责任边界。环保部负责环境的治理，是工作岗位所赋予的责任，就像环卫工人要保证马路清洁一样。环卫工人们勤勤恳恳扫着大街，看到雾霾天，抱怨指责几句，为什么就比环保部门的人不值得尊重了呢？难道非要环卫工人们拿着扫帚赶雾霾，才值得尊重？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本分。不必在道德上拔高自己，贬低他人。更何况都已经把雾霾治成这个样子了，还敢往脸上贴金，勇气可嘉。

公民们纳的税款里，包括了环境治理的部分。燃油税里，包括了尾气治理的部分。电费里，包括了发电过程中节能减排的费用部分。之所以付出这些劳动所得，是因为我们都遵从这样的共识：“让最有能力的人来解决问题。”这些被选出来的人，并不是奉献自我的义务劳动，而是也享受着相应的待遇和权力。权力和责任本就是需要匹配的。在其位，谋其政。做不好，就问责。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有一句让批评者闭嘴的经典的话：“你行你上。”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会一脸懵逼，无力反驳。其实这句话忽悠的正是是责任边界的模糊。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回答：“这不是我的责任范围，我即使行我也不上。这是你的责任范围，你如果不行，请你滚。”

3. 行动和抱怨

“行动是积极，抱怨指责是消极。”——这个观点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当我们为空气和食品问题痛心疾首时，总有人会一脸天真而诚恳地问：“怎么只知道抱怨指责，为解决这个问题，你做了什么？”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好的人民。他们埋头苦干、任劳任怨、逆来顺受。在长期被历史和现实的教育洗礼之后，慢慢形成了这样的条件反射：出问题了，应该是我自己的原因吧？

从小时候路边白墙上到处刷着的“人人有责”开始，我们就处于了这样的潜移默化之中。

赚钱少买不起房？因为你自己是loser。房子被强拆了？你的选址不对，为了国家建设应该顾全大局。吃到了有毒食品？贪小便宜乱买东西。雾霾好大怎么办啊？谁让你双十一买了那么多东西！

作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十几亿人的国度，能培养出这样的“我有罪”的反射弧，真的是国家教育的一大奇迹。

在“行动才是积极的”理论派看来，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的演讲，是消极的，没事儿做什么梦？还煽动别人一起来做梦？做梦不如像我们一样行动起来。甘地是消极的，傻坐着绝什么食？你为什么不为国家做点实际的事？鲁迅也是消极的。整天就知道窝在房子里写文章大放厥词，还不如干回你医生的老本行，至少可以救几个人嘛。

其实我并不知道，“行动派”们的潜意识里，到底是觉得抱怨指责没有意义，还是抱怨指责是件“危险”的事情。

或许，，是时常出现的经典镜头：“奴才罪该万死，圣上英明！”

我大胆地预言一下，《搬回美国》的作者虽然是自己标榜的行动派，但她所建议的行动，和“抱怨指责”者比起来，贡献更小，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当治理雾霾成了每一个人的责任时，结果是每一个人都没有了责任。

在这篇雾霾文里传播度最广的文章仍在继续传播时，其它雾霾讨论文被大面积删除。“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如果我们不能自由地说话，那注定了我们也不能自由地呼吸。

4，欲望和私德

作者在文中提到了一个担忧：“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希望像美国人那样生活。”言下之意指的是中产们有纵欲和浪费的趋向。

其实中国的中产是一个很窘迫的阶级。棒槌型的三层结构里，最上层占据了最大的财富，最下层则有最大的人数。中产在夹缝中生存。看上去有着光鲜的工作和不低的薪酬，实际却有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并普遍缺乏安全感。这是因为制度性的变化、房市股市的动荡都可能导致财富的急剧贬值，同时也没有发声的权力。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房贷房租和生活费里省下一些钱来，想为了食品安全买一些南美的牛油果吃，想为了孩子玩具的质量买套美版的玩具和书，想双十一小放纵一下自己捞些便宜货……竟然被质问道：我们国家的情况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消费水平？

富人们依旧在挥金如土，一次的消费可能抵得上中产们一年的收入；权贵们依旧在奢靡中享受，奢华的程度对中产们来说一辈子可能都闻所未闻。而《搬回美国》的作者，对这些只字不提，却将道德的矛头指向了中产……或许只有太宰治的那句名言可以概括中产阶级们的心情了：“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节约是美德。控制自己过度的欲望，是好建议。但是，道德是用来自律的，而不是用来要求他人的。我们可以选择断舍离，也可以选择用东西把家里堆满。我们可以过苦行僧一般的禁欲生活，也可以尽情享受生活。

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个人的价值观，是需要受保护的“私德”范围。，都无权裹挟。如果某个公共事件需要以“私德”作为解决方案，那这个方案必然谬以千里。

我一直相信胡适所说的这句话：在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是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讲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情味的国家。在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大谈道德，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更何况，买一些更好吃的食品、玩具和书籍，我真的看不出这样的消费和纵欲有什么关系。

最后，对《搬回美国》的作者本身而言，我相信她的真诚。我也理解朋友圈转发那篇文章的朋友们的真诚。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是生活在歌里的真诚。“你有光明，中国就不会黑暗。”这是生活在新闻联播里的真诚。

脆弱的人性或许需要这样的真诚的慰藉。但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暴露在雾霾中时，请多一些理性的思考，收起一些无用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