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给李雪莲一个说话的机会

《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褒贬不一，很多观众骂着说，什么故事啊，这李雪莲就是一法盲，根本没逻辑，诸如此类。现在不讲电影，关于电影的选角拍摄，自有专业人士分析。单就刘震云的小说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先从故事的缘起说起，李雪莲到底在告什么？一开始，她和丈夫秦玉河商量好，用假离婚的方式，骗房子骗二胎指标，没成想假戏真做，丈夫不肯再婚，反而和别人结婚了，李雪莲简直五雷轰顶，。

，大红章盖的小本本，确确凿凿的离婚无疑。李雪莲不服气，举牌子拦轿子，一路告将上去。百般上诉无门后，心也死了大半，就想找前夫寻一句公道话这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竟扯出什么处女不处女的旧账，反被秦玉河骂是潘金莲。

这下李雪莲受不了了，生意也不做了，娃也不管了，一口气告到了北京，就是要给自己平个反。

第一次告状，由头是假离婚。李雪莲坚持的，是口头的协议，是君子之约，且不说这个约定是否正义，但就在当事人心中的分量，，所以她觉得自己有理，不仅有理，，。这是乡野规范与法制规范的第一次冲突。

第二次告状，由头是潘金莲。李雪莲被秦玉河指责行为不端，秦玉河认为的守贞，必须是从始至终，一以贯之，不分什么婚不婚前，这个原则一旦破除，那李雪莲就是潘金莲。在这场冲突中，李雪莲认为一纸婚约是有约束力的，在认识秦玉河之前发生的，不是不忠，我都还不认识你呢，怎么谈得上守贞。这是乡野规范与法制规范的第二次冲突。

表面上，李雪莲前后两次的告状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想要坚持民间的信义，又没有遵守民间的礼法；想要破除法律的形式，又要寻求法律的承认。用剧中人的话来说，这是法盲，是刁民。这是从道理上说的，当然没错。

然而，这个故事讲的是道理么？它之所以是一部小说，不是《今日说法》，恰恰在它似乎并没有道理，它不想普法，，容我们稍后再论——而是以表面的无理讲述更深一层的有理。

这更深一层的理，就是男性世界中女性的理。

李雪莲是小说中除了路人角色之外唯一的女性，前夫、大头、各级官员，没有一个女的，甚至派来给李雪莲做思想工作的，都不是女的。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三姑六婆早就派过去好几轮了，哪还能把矛盾激化成这个样子。于是，此处的故意安排，就成了一个有趣的设计。

李雪莲的女性身份，首先是“弱者”的代名词，以一个小女子的柔弱之躯，对抗的是万千男人，还是有权有势的男人，凸显的是以下犯上、以弱抗强的巨大差异和巨大冲突。若她是个男人，私了、报仇怎么行，就因为是一个小女子，才有了不停地告不停地说，倾诉是对不幸的有效化解，，纠纠缠缠，是无力小民的行事。能够逼上梁山的那是林冲，不是李雪莲。

然而在与强大的权力机器的对抗中，面对断崖般悬殊的地位落差，，牵引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争夺、推诿、算计、阴谋，让那些看似有权的男人们丢官的丢官、处分的处分，以无权辖有权，以无法惩有法，这是逻辑的谬误，却是真理的曝光。

刘震云用一个生动的例子印证了福柯对于权力的理论：传统权力分析关注的是统治权，由谁掌握、如何运用、如何巩固、对谁施行等等；而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中很难完全区分出权力的主体与客体，因为每一个人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们一边服从权力、一边运用权力，权力是一张罗网，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运作才是权力的本质。

这种权力观颠覆了人们对于道理、情理、法理的认知，是远远超过一般社会运行规律的、更为本质的一种逻辑，正因为如此，一个最无权无势甚至无知的农村女性，如权力网上的一个小小节扣，轻轻一动就搅乱全国维稳的大局，这里面蕴含的深意，远非荒谬可以含括，甚至是极端深刻中肯的道理。

其二，李雪莲的女性身份，暗含了一个处心积虑的男性视角。李雪莲为自己奋力洗刷的潘金莲是谁？是几千年来男性对于不守妇道女人的浓缩表达。对于这种污名化的殊死抵抗，恰恰是源于李雪莲内心对于这一形象的接纳：在男人的道德标准中潘金莲是女性之恶的集大成者——男人内心是否也是这么想，要看这位男士是站在武大还是西门庆的立场上。而李雪莲同样也是这么想的。

全剧中，秦玉河的戏份非常少，但是他却如幽灵一样时刻笼罩在李雪莲的头顶，以至于只有通过秦玉河的死亡，李雪莲才有可能最终了结这场控诉。但是，仅仅是秦玉河么？

秦玉河所代表的的男性中心主义不仅挟持了李雪莲，驾驭了李雪莲，甚至内化为李雪莲头脑中天经地义的道理，她想用秦玉河的逻辑来反对秦玉河的指控，这如何可能？于是故事只能以秦玉河的的肉体毁灭为终结，但是内化的男性视角依然牢牢地盘固在李雪莲的内心，以至于嚎啕大哭之后，李雪莲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洗刷清白的一天了。

由此可见，真正顽固的，不是李雪莲的“轴”。从这一点上说，李雪莲和秋菊具有本质的不同，李雪莲是男性中心主义对于女性无论从思想观念、精神气质还是身份认同上潜移默化、持之以恒的钳制和压抑。这种力量已经强大到李雪莲对这一影响毫无反抗、全面认同的地步。当然，要求她反思和反抗也是不现实的，恰恰是这种不反思不反抗，与她极力摆脱潘金莲这一名号所做的所有尝试，共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空间。

再有，李雪莲的女性身份，从叙事层面上说，是一个“被创造者”对于“创造者”的反抗。影片的英文名翻译过来：“我不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潘金莲、李雪莲，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互相映射的连带关系。三人都是男性作家创造的女性角色，都因为一场男女关系的丑闻而声名狼藉，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都反传统反体制，种种相似之处，不一而足。

而李雪莲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她自觉地发出了反对这种污名的呐喊，从小说环境对她的指控中跳将出来，抵抗这场恶意的命名。从这个意义上是说，刘震云创造了一个反对小说家自己的角色，从而神奇地将刘震云与书中所有男性角色一同推上被告席，她代表包法利夫人和潘金莲，提出了对男性作家的集体控诉。当然，作家对笔下的人物总是抱有无限悲悯的，施耐庵对潘金莲、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都不是简单的批判，然而悲悯总是居高临下的，是时刻准备宽恕罪人的上帝姿态。李雪莲干脆连这样的悲悯也不要，与其说“我不是潘金莲”，不如说“我就是李雪莲”。

对于这个故事，人们的注意力常常集中在李雪，这当然是故事的主干，是作家着力刻画的时代一角。其深刻性在于，一个本来属于道德伦理范畴的冲突，一旦进入权力场，就变成了利益交换的筹码，其中的荒诞、丑陋、吊诡，自是可以大书特书。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李雪莲告状缘起中所蕴含的深刻幽微，因为正是这些构成了此后所有闹剧的根源。只有对源头进行观察与分解，才能提供一种除了政治体制批判之外的另一种理解方式。

然而，理解世界不就是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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