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河 | 生活高于艺术：知识分子妄想症与灾难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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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存在“人”，真实的生活才是可能的。启蒙只是中性词。

此文所言的艺术，包括哲学，乃至宗教等一切思想形态。同时，艺术家也包括哲学家思想家在内。因为艺术高于生活已深入人心，因而以此为题当然是为图个简约。

西方：自苏格拉底

据传苏格拉底有如下对“男人都要结婚”的推理：若一个男人娶了个好妻子，他就会获得幸福，若娶了个坏妻子，他就会成会哲学家，因而结婚都不算坏事。苏格拉底似乎自认属于后者。在此二元思维结构里，已蕴含着生活（幸福）与思想（哲学，智慧）的分离。

苏格拉底的故事已然使幸福与智慧的对立成为常识，诚不知我们所预设的前提：即认为苏格拉底是源于娶了个坏妻子而成为哲学家的。传闻苏格拉底外形丑陋，不善于生活，不理会家庭大小事，整天跑到大街上与各种人争辩什么是善啊，德性啊之类的理论问题，以证明别人的无知，以及自己至少还知道自己无知。如此说来，作为妻子是否会被逼成河东狮吼，从而被他人（包括作为丈夫的苏格拉底）贬斥为坏妻子，而得以永存史册呢？这当然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刻薄问题。

后来，苏格拉底被民众投票处死，这当然与当时民主制存在欠缺有关，但苏格拉底本身不懂得生活，或按中国人的话来说“缺乏人情味”而让人生厌，也可能是重要原因。在判处极刑后，他放弃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逃生，抛妻儿弃学生，宁愿以生命为代价，而迎合不公正的法律和自以为的形而上的正义，成为“艺术高于生活”的最好注脚。

虽然苏格拉底被人认为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哲学家，但无疑，其试图探寻的仍是不变的法则，而非真正的投入生活之中，体验其中的真谛。这也难怪作为弟子的柏拉图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走得更远。柏拉图两个世界的区分，决裂而绝情，在灵魂自由飞翔的明亮纯净的理念世界参照下，作为肉体寄生其中的黑暗肮脏的现实世界（现象界）如同虚无，或过街老鼠，承载了两千多年的辱骂。“拯救现象”成了形而上学家前仆后继的毕生伟业，现实生活的不堪罄竹难书。当然，柏拉图瞧不起当时的所谓诗人艺术家，而自认自己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诗歌与艺术，这同样表明了其艺术高于生活的立场。

自此，处于最底层的生活备受煎熬，亚里士多德语焉不详的实体学说所导致的纷争，经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在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峙中刀光剑影。双方寻求的都是事关自然科学的基石是否牢固，而非强调现实生活与人生的意义。自笛卡尔，西方哲学明确区分了身心、灵肉，进一步强化了心灵总是处于优先中心地位的哲学史传统。至叔本华，尼采，在他们的艺术形而上学里，生活仍是拯救对象，只不过作为拯救者的角色从之前的真理替换成了艺术。，艺术诗歌是离存在最近的，而生活本身的地位放置何处呢？所谓存在主义，世俗生活就是无意义或恶心，因而是要超越和抛弃的。而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热衷于消解，那些琐碎的生活本身似乎也是不足挂齿的。

中国：自孔子

对照中国古代，作为传统文化主导的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入世的，但并非完全接受这个世界。孔子对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的塑造，为中华民族的认同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每一项都根植于人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没有如西方（）所想象的天国或彼岸。没所谓外在的超越，只有一个世界。言行合一，不存在思想与实践的绝对分离。《论语》充满了情景与生活气息，琐碎而温暖。强调体验，重视现实，天人合一。“未知生，焉知死？”，常被人所误解，其实并非说对死亡和来生形而上的思考不重要，而是说这得建立在安顿好今生的前提下。“生活高于艺术”，也就是今生高于来生。因而，儒家也陷入是否是一种宗教的无谓之争。

今生高于来生，这本身没错，但不能因此就缺乏对来生的想象。国人缺乏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和生命伦理，或许也与中国传统缺乏对死亡的深入系统思考相关。只有死亡，才根本上呈现了生命的有限性，因而无限的上帝或上天自然心生，、自我意识、平等、自由等启蒙基本价值）才自然落入心灵深处。有如种子，伺机发芽。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民族都认为自己起源于“神”，似乎只有中国人的原始祖先“炎黄”存在于陵墓或陵庙，而非教堂或寺庙。“炎黄”有神圣的一面，但却是曾经真实存在的人。儒家有着宗教与世俗合一的特性，这与有相似性，佛祖是真实存在过的人。因而，与中国文化内核具有一致性，是其得以中国化的根本原因。在修行方法上，两者也极其相似，前者强调中庸（允执其中），后者强调中道（平等修习），都反激进和绝对化。

道家也是强调身心一致的，魏晋风度是生活化思想形态的很好注释。而禅宗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与根源性。因而很轻易被不少人是否有哲学或合法性何在。在古代，生活用品往往也是艺术品，艺术属于生活。当下，规模生产的商品大多就是商品，艺术与生活分离，对生活世界失望的人们纷纷逃向虚幻的艺术世界里寻求庇护。

生活化或生活至上，没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是理性逻辑思维的欠缺，没有形成哲学思辨的传统，这个欠缺一直影响至今。理性思维可以更好更深入的认识世界与自我，而更好生活。经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我们的文化传统被渐次中断。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思潮纷争中得以最后获胜，，就是它的思维：一切还原为现实、实践、社会、普遍群体（团体），与中国几千年来的生活化哲学大概是一脉相承的。究它们共同的短处，就是对个体的独立存在有所忽视——抑或说，没有“人”——，这容易导致专制。“人”的存在或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理性思维是息息相关的。当然，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背离自身，也是众所周知的。

只有存在作为主体的“人”，真实的生活才是可能的。“人”（个体，自由意志、，如果没有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夜行者或思想者，比如但丁，路德，笛卡儿，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洛克，也便不会有真正的“人”，。，让（最后的）革命成为专制的终结者，从而长久地保证“人”的存在。在有“人”之前，中国人其实生活在身心不分家国一体“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中。这似乎谈不上绝对的对错好坏，就生存论而言，或许还令人羡慕或欲追求的。但就认识论而言，却是明显的欠缺，因为这让世界与生命变得混沌，最终会影响生存或生活的质量。就此而言，虽然西方长久有着压抑“生活”与“身体”的传统，但在启蒙运动或有“人”之后，试图平衡或弥合其中裂隙之人越来越多，人人共建“生活世界”成为长久而持续之事业，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保证了“人的生活”质量。

如果有足够的历史视野，你会看到，没有“人”的国度——缺乏独立人格的民众——注定是顺民与暴民的轮流上演。这些木偶人最容易为打着革命名号的野心家所利用，做完奴隶又做杀手或被杀，如此专制循环不断。缺乏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人，或言没有理性思想先导——思想源于生活，在生活中，最终也是为了生活——的所谓革命（一切社会群体行为），，闹事，不过是王朝更迭或权力欲求的把戏罢了，一般就是上层人物的成王败寇，普遍百姓除了做奴隶还是做奴隶。所谓历史变迁事实上只是轮回，循环往复，毫无新意可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均为典型的“伪革命”。“人”是生活之基本前提和内核，没有“人”的“伪革命”必然导致生活的扭曲甚至毁灭。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哲学，并不那么细致的考虑人的心理与理智活动，而偏向宏观的对世界给出说法，因而（这类世界观哲学）如何真正的过渡到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去，却是个难题。若盲目的将自以为是的理论强行推向现实，往往导致灾难。但很多人容易的是将自己认为的东西看成是普世的——普世价值肯定是存在的，不然，人类何以称为类。至于是什么，如何发现，这是另一个问题——或宇宙（绝对）真理到处宣扬。这种“精英”意识从领袖人物，至各级官员，从哲学家艺术家，至一般知识分子，处处可见。有些人更进一步，试图直接从理论过渡至实践，剥夺了所谓“大众”的思想权与实践权，由此导致的悲剧或灾难也是可见痕迹的。当然，有时所谓“精英”的确是相信他们掌握的是真理，也有时，他们明知道是伪真理，但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而强说成普世真理并强行让民众接受。

如叔本华哲学所描述的人生图景是悲哀的，他自以为看透了人生的真相——或许也不过是人生的某一面相——，但他自身并没有沉浸于生与死的挣扎之中。因着理论（艺术）与实践（生活）的分离（或生活更高），他得以活至72高龄，在荣耀中归去。而受毒过深的王国维，最终自沉于昆明湖，这当然有着外部的时代变更因素，但他人生的理论与实践的城墙（或“艺术”更高），因无法自持而倒塌也可能是重要原因。

当下：空谈家

从古至今，、思想家（妄想家）自以为掌握着真理——真理缘何专制而冷漠呢？或许只因在他们眼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到处“启蒙”或鼓吹，宣扬现实生活的丑恶不堪，甚至号召人们去闹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姿态令人仰视，但是否真诚，是否是有意或无意的在他们自认为的“大众”面前寻求优越感，？他们的理论是基于形而上的空想，还是真正的了解人民的疾苦与需要呢？是否可信呢？却是大打折扣的。无论事实如何，似乎并不妨碍他们总是义正词严或热泪盈眶地宣扬自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生活安好是芸芸众生理所当然的自然渴求，那些极少数的自诩的启蒙者尽可以安于沉思的快乐，这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别总是闹“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的滑稽剧。别以为只有思想艺术家才深韵人世间的苦难，而人民大众就是麻木不仁，刀架在脖子了也不觉得痛，所谓“痛苦的思想家，快乐的猪”。所谓的清醒者却又往往宣扬着人人平等的空话。他们——比如杨改-兰们，徐玉玉们——承受的苦难并不一定就少于那些沉思的思想艺术家们。他们表现“麻木不仁”，很可能只因现实中他们无法畅所欲言，无法真正的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生活对于大多数弱者总是残忍的，在这样一个处处是压迫与虚伪的流氓当道骗子盛世的人世间，是不需要有人专门来宣扬丑恶的。幸福（生活）高于美（艺术），是受压迫受屈辱的人们的合理追求。

启蒙只是中性词，如果他人愿意改变或受启蒙，那是他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与所谓的启蒙者无关。别动不动就作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区分，千万不要说“大众”就如何，整体从来是个幻觉。如同有些“精英”是伪精英一样，有些“大众”的确麻木，但有些被定义的“大众”比所谓自以为的“精英”更精英。特别在此国度，人们好于以经济来衡量一切，轻易杜撰了所谓的虚空物“中产阶级”，以为开着宝马就是人上人和社会中坚，然后感觉良好地自我划归于精英阵营。事实上很多所谓“中产阶级”缺乏基本的人之为人的智慧和良知，缺乏基本的自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更多的财富只是让他们更加野蛮而远离“精英”，败坏社会，阻碍人类发展。深层原因很简单，缺一场真正意义的让人成为人的启蒙运动。既然无“人”，何来精英呢？

自藏区回京后，参加一次关于教育不公平的活动，一位作主题发言的女教师大多是在抱怨，说校长或当地人怎么不支持。他们食宿免费，住那么好的房间，有专门的饭堂吃饭，装有网线，车费报销，就在小城里，拿着一月2000多元的工资，回来组织帮忙找好实习与工作，任其选择，却说一月只能去两三次KTV。最记得她说如何实行美的教育，对孩子们说下雨了，你们不要只是想着走山路，而是要同时用心欣赏山里雨中的风景。她那个学校在山边，孩子们上学放学都基本走山路，据其描述和图片，可见是窄小而险要的。我极不舒服，或许是念起了我的孩子们，那些并不愉快的事。出于尊重，沉默不语。周围的听众竟然都被感动了，流泪鼓掌什么的，好几个人在发言时表达了最感动的就是她所提倡的所谓美的教育，切合当地山区实际，对于孩子们增加对大自然——听众们不忘对比自己在城里的孩子缺乏自然的教育，这点也是主讲者所强调的——和家乡的热爱，以及心灵的成长都大有好处。

一个人在藏区自费支教时，如果下雨，我会提心吊胆，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预先告知学生遇到这种情况就不用上学了。山路雨天滑，有些孩子就六七岁，背上还有沉重的书与饭菜。那些山路本来就绵长，陡峭而窄险，一失足就九死一生。就算天气好，每每家访，自以为运动员身材的自己每每爬一段就气喘吁吁，就得停一下休息。就算是一般的高山，如此起落和长时间跋涉，都很是艰难，何况高原呢？看着孩子们飞奔的身影就特别担心，一再提醒走慢点。大多孩子要走上一两个小时以上的山路才到学校，路上多少危险。不止一个孩子摔坏了手或脚，包括被山上经常出没的毒蛇咬了。就算是成年人，也有好几个失足的。我一个学生的母亲背着大米走山路回去，就不小心滑落，从悬崖掉到山谷里奔腾咆哮的雅砻江里，连尸骨都没找到。那年，她不到一岁，可谓连母亲的怀抱都没熟悉，更何况模样呢？

很多支教老师竟然都没想到，孩子们走山路上学，下雨是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生活），你却将之多情地置换成美学问题（艺术）。孩子们在山里，他们在山路行走中看到的风景和在家门口看到的没什么两样——我就常提醒孩子们，路上要注意看路，看雨和玩耍什么的，回到家再说——。有些人觉得美，那是因为自己从没见过——那位女教师就让人帮忙拍了很多张雨中一个人撑着粉红雨伞站在山上的相片，那种烟雨朦胧的美的确让在场的听众都惊喜和羡慕——，但又一厢情愿地将这种一己之念强行摊派到各个学生身上，认为他们也应该如此这般。

艺术思想家们在生活面前的谦卑是自知之明，也是真诚的表现。我们尊重生活，也便是尊重被我们踩在脚下的这块无声土地和被我们任意戏耍其中的大自然——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看看雾霾，污染而积重难返的土地与水，洪水地震海啸，越发增多的转基因食品，越来越多的疾病，孩子们盛满垃圾的身体——，以及那轻易就一扫而过的芸芸众生。我们要真正的融入那些默默无闻的，被称为历史的创造者却又往往在现实中毫无发言权的劳动人民当中，体会他们的快乐与哀痛，爱他们灵魂里的懦弱与“自私”，质朴与“麻木”。并以此为基点，写点有根有据的文章，做点切切实实的事。如此，或许这个苦难不断的人世间才有可能一天一天的好下去，而不仅仅是看上去很美。生活中，只有虚己，剔除人类与自我中心主义，才得以与世界融为一体。处处都是家园，因而自由的游世。这个道理，庄子已说得足够明白。生活高于艺术，也就是生命与自然高于一切。

何谓真正的现实呢？是生活与实践呢？还是次生（甚至于片面的，被过滤的）的新闻、文学艺术、历史文本呢？甚至更次生的想象或妄想呢？那些只“擅长”于在这些次生态中寻求现实的人，不是叶公好龙，对于真正的现实的无能与逃匿，就是掩耳盗铃，总以为自己已极其稳当的窃取了现实的真谛或真理。生活才是最初的，一切的源泉，以及归宿。我们的一切思想与行动，说白了，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与精神需要——而并非所谓“国”——。这也是每一个有良知的思想者或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专业品质：责任。

当下，空谈家盛产，逃离生活，背叛现实（和民众）却大放厥词。各式思潮纷至沓来，争吵不已，我们在其中晕头转向。现实中到处可见那些言必“谁谁”，某书某报里如何说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多10万+，赞赏无数的当红网文既缺乏最基本的理性逻辑又缺乏真正的人文情怀，或轻易热泪盈眶的爱国鸡汤或故弄玄虚的正能量。青年人所应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思考力与切实的思维方式，还有批判、怀疑、求实的作风，关注现实、民生、社会原生面貌的态度，到底哪里去了呢？我们总是将更多精力和时间放在那些明星八卦、政客权斗、新闻网游、故纸影像中，而忘了脚下的土地与身边的人们，记不起爷爷奶奶的名字和生日。切实的才更是生活，只有生活才是生命和世界意义的合法诠释者。

比如从没去过西藏的人，、环保、文化说三道四，依靠的也只是被给予的新闻报道与历史资料。有专家在电视里认为某些少数民族是落后文化，就应该被改造。一些著名作家只是到藏区走了一下，一月半月，回来就能写上一本厚厚的书。大多也只是将西藏作为一个符号或背景，说点汉文化心理的陈年旧事、风花雪月。青年人自诩到过西藏，灵魂便受到了洗礼，说出来颇感优越。其实，他们只不过与各地汉族青年住在青年旅舍里，一起出游、吃饭、艳遇，到处拍拍风景物象，偶尔遇到藏族人，合照几张，而已。真实的西藏，离他们十万八千里。旅游总是新奇的，因为不断在路上，而生活，是沉淀。唯有日常性的生活，真实才有充足的时间呈现自身的繁复。多年来，我不断赴藏，行走、自费支教、调研、打工。对于藏区，仍深感繁杂，每每下笔都颇为无力。对于或许异质的复杂存在，只有深入生活，才可能进入。

对于弱势群体，如农民。不少专家学者总是从理论出发，认为应该这样做，三农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认为只有那样做，才可保证稳定和农民的利益。很少有人过问真正的当事人，他们想要什么。一些人总是认为农民愚笨、短视，因此需要代其思考和选择——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过往总有对国民素质过低不适宜搞民主之类的说法——。但他们又不是农民，甚至从来没有种过地，如何切身体会农民的生活呢？他们如此做，是真正为农民着想，还是为了其他目的呢？

比如在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争论中，有人（以陈锡文为代表）动辄拿宪法来说事，说宪法已如此规定，当然就不能改了，还情深意切地说不能再对不起农民了。其说法得到在座的广大北大师生的认可。殊不知，人民——农民当然属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宪法。因而，是否符合农民的现实和长远利益，才是争论的出发点与根据所在。若不符合，宪法就得改。宪法存在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本来就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非贡品或祭品。不少人静态的、片面的看待土地问题，将不同层面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土地管理问题与农民保障问题混为一谈又割裂言之，背后是思想的空洞。

某些理论家和政客的空洞之处就在于此：他们既背叛了民众“衣食父母”的荣耀，又远离了“培育”民众理智的思维方式的责任。事实上，民众并不需要所谓“衣食父母”，也不需要“培育”，只要不受这些衣食父母的刻意蒙蔽，民众自然会觉醒。因而，这样的说法只是无奈之举。艺术家或知识分子妄想症必然导致现实的灾难，这些，我们司空见惯，不必多言，此文到此为止。（写于2008年，分上下篇，上篇为《作为信仰的生活》，下篇为《被遗忘的生活》，上下相对独立。此处为下篇，有删改。关于知识分子妄想症，还有另文。所谓知识分子妄想症，为哑河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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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哑河：我为什么一人赴藏区自费支教 | 西藏：来世的高原（3）

【寂静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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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学者，现从事学术研究。10岁开始写作，坚持至今。受过较严谨的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学学术训练。做过医生、儿童、心理、教育、媒体、文化、公益、社会调研、学术等工作。担任过多家媒体（执行）主编，专栏主笔，CSSCI核心期刊学术编辑和评论员。曾在文化纵横、二十一世纪（香港中大）、当代中国（香港）、南周、南都、新京报、人物、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改革、诗刊、青年文摘、单向街、中国图书评论、绿叶、国土资源、中华儿女、心理与健康、共识网、与治理网等媒体发文三百多篇。出版过个人作品集。用了十年完成孤身走中国计划，曾一个人自费赴藏区支教调研三年，长期专注于底层调研与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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