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闲斋记 | 身份和契约——影片《租期》

2014年2月20日，今天，我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第一次听到路学长导演的名字，第一次观看这部电影，看完后去找寻导演的信息，结果发现导演正好卒于今天，大约命运正是巧合。今天。

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今天。今天，一个人所拥有的、掌握的、享受的、失去的，就是这个人的全部生命，而这每一个的今天，无非就是用身份或者契约维系的，正是这样的身份和契约，造就了每一个人的命运。电影中，莉莉准备独自离开那个美丽、原始和落后的福建村庄的时候，她提拉着手提箱，与周围的环境的格格不入，同样格格不入的还有跟在她身后的疯女人，她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紧张来源于疯女人的穷追不舍——“你回去，回去啊，你别老跟着我，你回去啊，你别跟着我，我都不知道到哪，我怎么带着你啊，你干嘛要疯，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种人是永远没有脸面的吗？”莉莉用一枚红艳的口红，像是对疯女人的靠近，其实是拒绝，莉莉听说疯女人的故事之后，并没有很多情绪，她还试图用那枚口红缓和她和命运的关系，但命运就是那个疯女人，她一直紧追不舍，除非你摆脱了今天，否则她会一直在你身后跟着你，你不知道她想跟你到哪里去。

社会分层无疑是社会学的重要问题，身处社会基数庞大的底层阶层，加上有限对外接触的闭塞小环境，构成了当今中国至今仍然火热的城市化潮流和人员流动，但在这种流动中，社会阶层的流动却是以一种有限的、低效率、缺乏朴素正义的方式进行的，许多处于偏远山区的孩子，在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尚且不够的孩子，他们在城乡二元的痛苦中努力靠近大城市，他们觉得遥不可及，诚然辛勤劳动是美德，但为了让获得和变化变得容易一点——很多时候甚至是人道一点，在血汗工厂密布的中国大城市，毫无疑问，底层女孩们去“做小姐”成了“体面”甚至是富有潜力的工作。

电影的故事大抵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个故事放在今天看仍然充满着时代感，东莞的扫黄活动正引起全国的轰动，这并非是个例，只是电影早在几乎十年前就在全国发展最前列的北京发现并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从北京开始，到北京结束，中间夹着的，是一段长长的租妻回家的一个小村庄，村庄古朴盎然，同时也充斥着过去时代的文化和愚昧。或许我借用契约和身份描述这种关系也有恰当性，郭家驹的老家是中国农村风貌的一个微缩和典型揭示，那里的人是沿着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文明传承下的“契约”生存的，家族和村庄内部的乡俗规约和法理尺度维系着它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信念，郭家驹正是“从契约到身份”这一历史过程的代表，而在北京，导演正试图让莉莉这个身处古老契约北京的“小姐”在自己追求“从契约到身份”的过程中，同时要求社会完成“从身份到契约（新的契约，这里的契约是自由契约，不同于古老的宗族契约）”的转变，导演让这种转变在电影结尾的郭家驹身上完成了一个开始。郭家驹是这种转变的起点——他说：“她帮过我……她人挺好的……她们活得也不容易”。在西方经历了数百年的变化——从契约到身份，再从身份到新的契约，在中国这里，人们急切地，中国也不得不加快速度地在异乎寻常的短时间内实现，甚至他们的时间顺序都要很大程度上被重合或者被空间二元所挤压和分担。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时代的车轮把中国带向了一辆疯狂向前的火车。但是一切需要时间来沉淀和改变的事物都在迫切地要求时代交出答案，东莞的扫黄运动在央视的报道下又掀起了一波全国性的讨论，人们纷纷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和解释，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种。

其一是对性工作这个行业的怜悯——极低的社会地位，被迫的选择，缺乏健康的保障，以及社会的歧视。，而将所有的责任与脏水泼到了那些为求生计的“小姐”身上，电影中其实也体现了这一点，莉莉说：“添砖加瓦的应该是你们，要是没你们，我们这些做小姐的上哪儿挣钱去啊。”正是这一点，后来莉莉说：“有什么啊，我告诉你们，就你们这些怂人我见多了”，说的其实是同一种人，就是那些莉莉挂在嘴边的“老板”们。这是莉莉的自我认识的完成。影片也同样借助郭家驹的话“你们在歌厅、卡拉OK的那点快乐还不是她们给的？”的反驳完成了郭家驹对于“小姐”这个群体的新认识。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社会应当重新认识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也应当重新认识自己。

其二则是对性工作这个行业的反对——败坏社会善良风俗、从事着自我的绝望和自我毁灭，他们同时认为并非性工作者都是值得同情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大部分性工作者四肢健全，她们大部分都没有被逼迫到不得不从事性工作来谋生的地步，她们往往是一些谄媚嫉妒，妄图通过捷径到达另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投机分子”，她们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影片中这一点也可以体现——莉莉说她干几年凑足了前就回家乡开一家店。

从事性工作在当今中国真的意味着一种自我精神的毁灭——社会的鄙夷、永远的烙印、飘忽的命运、微芥的尊业构成了性工作者的人生，她们被忽而即来的“刺激”和捉摸不定却仿似定论的阴暗可怕的命运纠缠。电影终究是属于艺术而非生活的，尽管它总尽力描绘生活，但它戛然而止。影片用《租期》这个富有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词语（英文篇名直译为合同，更加彰显了这层意味）描绘了一个现代古老村落的命运交汇的故事，借助人物交集的纽带，两个主人公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上演绎了一段现代和古典的交融剧，他们相互感染，并且相互升华。电影总是可以把故事讲得模棱两可——那个挺着肚子的莉莉，从正常的电影节奏看，是一个无声的美好的结局。可是从现实看，谁又能说它不是一个新的悲剧呢？

真实的事态是复杂的，正如上面关于东莞扫黄的讨论——决定一件事情的往往有多个面，每个面都不能占据绝对的主流。关注莉莉的个例的确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感性的色彩，却未必能对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的进步带来更多意义，当然艺术自有它本来的意义。但是我的脑海里仍然回荡着那句似乎象征着现代社会的话：“人人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一直在想这种权利究竟是什么——世俗的幸福就是摆脱旧有的阶层达到更高的阶层，这代表着社会财富和地位的提升，但这并非易事，财富和地位未必是同向增长，获得它们中的任意一项也都并非易事。而权利，我们知道，也不能摆脱义务而存在，当我们实现权利的过程中损害了过多的社会利益，我们的权利也将受到限制。为了达到平衡，电影让莉莉在乡土中得到了启发，但是却没有办法让现实中无数的“小姐”们，通过一纸真正代表现代社会的“合同”而不是她们所以为的大城市里带着虚假面具的“老板”，获得启发。现实就是一片泥沼，身在其中的人难能干净。

但愿那些“小姐”们有一天是幸福的，但愿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是宽容的、优雅的。有时候人难免会感性，艺术发掘那些泥沼里隐隐的光辉，我很幸运再次看到一部这样的作品。而现在身在天国的导演，是否也能听听我下面的这段话？

——对于现实而言，也许每个人都是对的。我们的生活，或者平平静静，把那些阶层、社会地位都放下。那些经济上不能支持她们平静生活的底层人民，她们带着某种畸形的心态去跳、去够上这个时代，或许她们显得力不从心和愚蠢。但社会是不会自己流动起来的，她们高高地跳起来，溅起污泥，仿佛搅动了混浊的世界。平静生活的人们，你们的平静是对的，但你们不该叫嚷着说她们污染了这个世界，她们只是搅动了空气，平静的人们，你们应当填下这些泥土，播撒下向日葵的种子，她们才会开出花。

平整土地和播撒种子，应当是依恋平静生活的人们应当做的事。我们不应该推辞，当我们处在更平静阶层的时候（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相对平静的），因为这是写在空白无字却存在于人类正义的“合同”中的条款，一纸契约，它“白纸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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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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