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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于教授精讲《孙子兵法》中的大战略观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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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国防大学进行的一次长达3个小时的深入对谈的部分内容成稿。,他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在国防大学长期从事军事思想教学与科研,以及战略理论研究工作。


4、有日本学者认为孙子与管子的思想存在某种联系,但就战略的层次而言,似乎管子更属于大战略范畴,从内政、外交、经济、战争,管子思想的范畴似乎超过了孙子,并且,管子的思想中有涉及到发展建设的成分,但孙子在此方面并没有展开论述,特别是战后的发展方面,孙子没有涉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的思想可能又不能归入大战略范畴。书中P28页简单阐述了管子与孙子的思想关系,但并没有做严格的异同分析,非常可惜。


答:日本学者对《孙子》和《管子》相比较,提出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里有《管仲军事思想》条目,那里面把管仲的军事思想都摘录了出来,有着系统的阐述。我引用了其中的部分相关的言论,为了证明在先秦的时候,重要的典籍里头,都有关于“称胜”的经国治军思想,管子是其中的一例,此外还引述了《逸周书》、《礼记》、《尉缭子》、《潜夫论》、《经法》等文献的记载。涉及到的这些文献言论,只是为了以彼证此,而不是为了深入探讨解《管子》或其它文献的治国思想(或称大战略)。再一个引用《管子》的地方,就是为了证明先秦时期作为战略决策活动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就是“庙算”。“庙算”不仅《管子》里用,在《商君书》、《韩非子》,还有《尉缭子》等其它诸多先秦文献中,都是这么用的,内涵是一致的。这就有力证明,它的使用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凡属于治国治军,作战决策,都广泛使用这个概念。所以这里都涉及到了《管子》但没有深入阐述《管子》的大战略价值。


就战略的层次而言,似乎管子更属于大战略范畴。对这个提法我非常赞同。从内政、外交、经济、战争,管子思想的范畴都远超《孙子》。因为它们的职能不同、论述问题的出发点和视角不同:管子是相,孙子是将;《管子》是从治国治军的角度看问题,《孙子》是从治军用兵的角度看问题;后世把《管子》归入政书类,而《孙子》属于兵书类。所以前面我已经说到,《孙子》虽然有大战略的意味,但与军事战略更贴近。二者因为视角不同,任务不同,各有千秋,所以不能说谁高于谁,谁超过谁。


5、“大战略”与“战略”概念的框定,涉及如何运用不同战略视角看问题。书中提到,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对秦朝灭亡的分析,其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仅从军事战略而言,主要的错误在于不当攻而攻,否则,至少可以保住关中之地。以此分析论证《孙子》“守则有余,攻则不足”的观点,何去非并没有站在大战略的范畴,看待秦朝整个体制的崩溃与秦军战略失败之间的关系,,导致了秦军不断失败,它的根在大战略范畴,而不在军事战略范畴。


答:“强攻弱守”是对“守则有余,攻则不足”的缩略,原话首见于《形篇》。《形》、《势》、《虚实》是各有侧重而又互相联系的三篇。《形篇》讲的是实力,即有形的物质力量,其中重点讲的是实力建设和实力的运用。“强攻弱守”是实力运用的一般原则或叫基本原则,这里不涉及辩证地看实力的问题。《势篇》讲的是如何使实力得到最好的发挥。过去有研究者认为,“形是运动的物质,势是物质的运动”,正是从二者的关系上看问题的。《虚实篇》是讲实力运用的辩证法,用变法打破常规,改变各种对我不利的环境和条件。作战的决策首先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有什么实力打什么仗,实力强取攻势,实力弱取守势,这是常识性的道理。何去非以武学博士的身份撰有《何博士备论》一书,都是从军事角度总结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的《秦论》也是单纯从用兵上探讨得失的,而不是泛泛的论秦政的得失。它不同于贾谊的《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以及其他众多的史论者、政论者的评说。何去非论述问题的起点是抛开秦朝失政的诸多原因不说,仅就军事角度看,假设秦军能守住关中,则不会失败得那么惨,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是兵力运用的基本常识,但犯常识性错误者也屡见不鲜。本文是在探讨《孙子》以实力为基础的用兵原则时引用何去非的论述,其出发点也仅此而已。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去论述或理解,真理就变成谬误。


6、孙子似乎并没有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属性进行完整阐述,文中提到了“天地将法”,孙子只是简单的论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民众拥护,上下同心同德,就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孙子认为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孙子在此中提到的“道”的内涵是什么?“令民与上同意也”,并不能界定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质,,。因此,在文中“修道保法”是发展军备的总纲这一部分,援引《形》篇“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作者在P27页将此新解为“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是继前边论述了实力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运用原则之后,又提出了发展军备的原则”,作者似乎把“修道保法”理解为“发展军备的(治国治军)原则”,作者并没有对这个原则进行详细的阐述,又直接切入了“度、量、数、称、胜”这样的战术范畴,并称,“其基本精神是以富国强兵为……,这就是孙子完整发展军备的思想”,作者的这个阐述似乎并不能完整深刻的体现孙子对于“道”和“法”的理解,如果要理解“道”和“法”,似乎应该从哲学层面,对孙子思想进行解读,而由此,才能更准确理解孙子所谓的“修道保法”之意思。孔子讲春秋无义战,如果不能从哲学层面挖掘孙子对于战争正义与非正义性的理解,则从战略角度讲,孙子就成了职业军人思想,而在战略层面必然存在狭隘性,孙子军事战略思想固然可以赢得一时之胜利,但能否赢得长治久安呢?既在战后的和平重建方面,必然要求“道”、“法”的力量去实现,这是一个战略家必须具备的素养。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何秦国在军事上优势,并没有换来秦始皇千秋万代的梦想。另外,P110页也提到了“主孰有道”,“道”的对象是主,而“将孰有能”,将主要看能力。所以,“道”怎么解释是理解孙子战略思想的源头和根本。P120《孙子·火攻》篇,“……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根据此段表述,孙子似乎是现实主义者,其思想中“利”更重于“道”,因此,对于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是否并非孙子的考虑?


答:孙子兵法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义字,虽然文字上没有,但是不等于在战略理论里头没有义。《孙子》自己对“道”的解释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比较战争胜负的有利条件也强调“主孰有道”,可见“道”有是非,有正义有非正义。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学界几乎没有异议。因为《孙子》提出的五项制胜因素,其中第一项就是“道”,说它以道为首也不是无稽之谈。不能以“春秋无义战”的说法作为认识春秋时期近300年历史的根据,那里边有大是大非、小是小非,不过是非的标准或有其时代的特点和标准。孙子既讲道,又讲利,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它们本来就不是对立的关系。《孙子》中“道”出现的频率并不多,除了“官道”、“诡道”和当道路、原则讲的几处外,就是“道天地将法”、“主孰有道”和“修道而保法”三处,,,。如果从哲学层面去理解“道”有点太抽象,或者太虚幻,把兵学变成玄学,难以操作。这就像任何学科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但不等于任何学科都要讲哲学一样。我们把“修道保法”理解为“发展军备的原则”,不是从只言片语出发,而是对《形篇》通篇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修道而保法”这个原则内涵究竟是什么,不能离开《孙子》原文妄加猜测。原文是:“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这是原汁原味的阐述,不是随意切入和拼凑。文中说的“法”,就是修道而保法的“法”。提出法之后,紧接着就阐述什么是这里所说的法,就是“度量数称胜”的原则。《孙子》每篇都有它的中心思想。《形篇》是讲实力,实力怎么建设,怎么运用,运用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讲实力论是讲正,不讲奇。“度量数称胜”的胜是指取得优胜地位。这五个字的原则绝不属于战术范畴,而是发展军备的思想。文中“兵法”的“兵”字,是后人所加,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甲、乙两种版本都没有“兵”字,说明世传本的文字修饰背离了原著的本义。过去许多研究者没认识到这一点,或当时汉简本还没有出土,很可能是受到传统标点、分段、注释和文字修改的诱导所致。把“度量数称胜”作为战术原则来理解,是因为割裂上下文的缘故,而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正像《孙膑兵法》里所讽刺的那样:“能分人之兵,则锱铢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以往从用兵的角度解释总觉得漏洞百出。这种解释绝不符合《孙子》的本义。以往的解释已经因袭成俗,影响很大,但很难说这就是唯一确解。我们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


再一个想顺便说的是,研究《孙子》只能是就文献谈内容,有什么就是什么,不应先入为主,不能给文献预设层次,给作者预设身份,不能用现代的理论观点强加给古人。从不同理论层次看《孙子》都可能找出其神似之处,但决不能以形似定乾坤;只能是《孙子》为我所用,而不能我为《孙子》所用。


7、“全胜”与“战胜”相结合的谋略论,“伐谋”是大战略的概念,“伐交”和“伐兵”是战略层面的概念,“攻城”是战术层面的概念,是否可以这样理解?P44提到,“全胜略”是以国家首脑人物为主体的政略活动……,将帅不可能独立行使“全胜略”,政略与大战略之间的关系如何?作者认为,对“全胜略”的重视是在特殊战略环境下的偏爱,而这种情况历史上是相对少见的,这样的定论如何理解?作者提到,《孙子》首先强调的是重战,立足以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从国家和军队大局、整体长远利益考虑,又主张慎战。这不是“和平主义”的驱使,而是自身利益的需要。……这个主张的本质似乎是以军事实力求和平,国防建设应该居于优先地位,如此,如何理解“富国强兵”和“强兵富国”的主次关系?因为前文“称胜”部分提到过国家力量结构的均衡,所以,作者的这个论断怎么与前文论断对接??


答:首先,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些东西和各种战略战术层次对接是没根据的。孙子只是讲那种效果最理想,不能用层次把它们割裂开来。我觉得这种理解有点僵硬,不能受这种思维的约束,不能对号入座。另外,“全胜略”和“战胜略”是研究者对《孙子》关于“全”与“破”一大段论述的概括。原文是:“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的全与破,是一种主观上的选择问题。表面看起来就是一句大实话,但操作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全胜”不等于没有“战”的因素,而是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破胜”也是个重要选项,而且是底线。如果“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了口头禅,动不动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谁都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就等于是一句大而不当的废话。孙子说“不战”,一共就那么几句话,而十三篇都是讲战,所以这个基本的倾向不能否认。现代,“不战而屈人之兵”被大捧特捧的时候,就是“两霸”对抗的年代,当时的时髦是战略的核平衡带来的,在那个时候讲这个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时日本人三好修的《孙子的核战略》、小山内宏的《现代战略论》都一致推崇孙子这个思想。三好修和美国人柯林斯合著的《大战略》,也大谈“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实“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是以能战为决定性因素的。你没有威慑力没人听你的。威慑和实战之间就隔着一层窗户纸。全胜略之中也包括战,只不过视野更宽,可选择的手段多了。我书中说“全胜略”是以国家首脑人物为主体的政略活动……,将帅不可能独立行使“全胜略”,这是就国家全局而言,不可过于穿凿,也不必去硬套政略或大战略。我国的学术界也用大战略,这是为学术交流上的方便而直接引用或沿用,胆大战略一词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决策领域。


“富国强兵”是并列的概念,它们两个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国家发展总目标就应该是“富国强兵”,应该是同步均衡发展、互为条件的关系。除非进入战时状态,另当别论。不能因为富国在前,强兵在后,就理解为先“富国”后“强兵”。前面已经说过,孙子提出的“度、量、数、称、胜”经国治军原则,就是以度、量、数的相称发展而求得战胜或和平发展,也就是富国强兵所追求的目的。这正是我们国家战略文化传统的一贯性,所以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这是至理名言,但他在于论述战争发生的起因,,与孙子的论述风马牛不相及,也不存在对接的问题。


书中提到对“全胜略”的重视是在特殊战略环境下的偏爱,而这种情况历史上是相对少见的。这是在探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缘起时提出的,这是历史的考察。从先秦战争史的角度看,战争从争霸到兼并,是一个过程。春秋时期属于诸侯争霸战争,战国时期属于七雄兼并战争。争霸讲全胜,兼并讲战胜。是春秋这种特殊战略环境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其特殊的战略价值,所以得到偏爱。秦汉以后的战争再没有春秋这样的历史条件,运用的机会也相对减少。当今世界也不会产生这种条件,所以在战略指导上切不可沉迷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8、p46提到,“仁义之兵”就是以王权为核心,以周礼为准则,以仁义为旗号,对“暴君”、“乱臣”的讨伐……此处对“仁义”似乎限定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上,是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假借的基于“忠”的一种外化概念,这似乎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有本质区别。因此,“仁义”究竟做何解更能准确理解孙子的思想本质?


答:唐朝兵学家李荃在《太白阴经》中把西周至战国的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西周为仁义之兵,春秋为节制之兵,战国为权诈之兵。如此划分是有其内在逻辑关系的,要历史的看这个问题。西周是奴隶制的上升时期,顺势发展是主流,社会的安定恰恰是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周王朝上对下的用兵,、“乱臣”,是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所以被称为仁义之兵。春秋时期叫节制之兵,主要指其用兵目的的有限性,只求承认霸权。到战国的时候是权诈之兵,仁义道德都不讲了,就是以灭国求统一。民本通常是一种思想准则、道德准则,。,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但民本得落实到实处,得有所体现。但谁去执行,有怎么样一个流程能够达到?这就不是一般号召所能达到的。民本不是个别行动、个人行为,而是一个社会的本质。,既要有号召又要有切实的政策保证。,民本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只能停留在思想领域,又何谈战略选择。西周的“仁义之兵”是旧史学家李筌的观点,这里也不在于诠释“仁义”的全部内容,但就战争性质而言其倾向性是值得肯定的,从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时战争的性质。


9、P55页,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保证中国梦的实现,创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此处对“不战而屈人之兵”内涵的理解与本书对“全胜略”和“战胜略”的阐述似乎矛盾,“全胜略”和“战胜略”似乎更强调武力优先,而此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解释则与其有异同。


答:“全胜略”、“战胜略”和“不战而屈人之兵”没有对应关系,“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目标,带有理念性的东西。“全胜略”和“战胜略”都是为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战略和策略,是战略选择问题,能“全胜”当然不选择“战胜”。“全胜略”的效果当然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书中在探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古往今来时,认为它起于春秋、盛于春秋,那是由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决定的,离开具体历史条件就不能想当然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今天为保证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创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只是主观努力的方向,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努力,但谁又能保证一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与前面的论述并不矛盾,我们一方面以非战手段积极斡旋,尽量缓和矛盾,化解分歧,但同时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强军。


10、P79页,修道而保法,能为胜败之政,、确保法度,所以就能掌握胜利的主动权”,似乎不妥,,法理解为“法度”,即便按照作者的字面解释,在实际中也存在逻辑矛盾,、法度的主体并非将帅,而是国君及以相为首的文官群体,因此,此处“道”和“法”到底该如何理解?


答: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事物,现在不懂古文的人太多了,很多文献不经翻译就没法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所以现在搞古今翻译成了一个工作了。古文翻译成现代语言难度也不亚于外文翻译成汉语。“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确保法度,所以就能掌握胜利的主动权”,这只能作为理解的一种参考,不可过于穿凿。“善用兵者”究竟指谁?可以是最高统治者或者是统治集团,也可以是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将帅。这在语言翻译中是难以完成的,这种翻译也是无奈之举,只能靠读者正确理解。


关于“道”、“法”的问题。《古朴而系统的实力论》一章是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因为不赞成以往研究者的观点,所以把此章归入《正名编》。“修道而保法”的下文是“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这个“法”前没有“兵”字,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本记载很清楚,世传本的“兵”字是妄加的。如果恢复原貌,“法”是指“度量数称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用兵之法,那么把“法”理解为发展军备的原则就更宽泛更合理,而且与《形篇》全篇宗旨相契合。


11、P85七、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必)攻。“主动权是在进攻一方……而防御者没有选择的余地”,是否可以利用局部力量优势,主动引导进攻方的进攻方向?从而有利于防御?既攻中有防,防中有攻,似乎不应该机械的理解为进攻方掌握主动,而防御方只能接受被动。攻防转换似乎可以通过指挥艺术得以转换。这也应该是名将与一般将领的区别。比如曹操火烧乌巢,就是在防御相持阶段,在力量不如对手的情况下,通过局部进攻,从而扭转全局主动的经典战例。P102页也提到了“积极造势,谋求战略主动”的意思。


答:这是汉简本和世传本文字上存在的又一差异。汉简本为“守其所必攻”;世传本为“守其所不攻”。汉简本没出土之前,人们只能依据世传本,但是“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在军事上没有意义,是一句十足的废话。由于文理难通,翻译和解释只好拐弯抹角,显得牵强附会。汉简本“守其所必攻”说法,比较符合作战的实际,无论古今,守攻是客观形势决定的,不是想守就守,想攻就攻。防御作战,既定任务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准确判断敌人进攻方向(包括主攻、助攻、佯攻等),以便针锋相对的防守。守其所必攻,才能达到有效的防御。这里是对不同版本文字进行考证的问题,不存在自由想象的空间和无端的改变条件。


12、p88,死焉不得,士人尽力,似乎郭化若《孙子今译》和中华书局《孙子兵法新注》解释更逻辑通顺,作者的解释“只要死亡还没有临头,士卒只有全力作战”,逻辑上无法理解,而且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理念也相违背。


答:“死焉不得,士人尽力”这一句,郭化若《孙子今译》和中华书局《孙子兵法新注》的译文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主观上推理而来,道理上虽然说得通,但是在语言上却说不通。解释古文不能靠加减字来疏通。“死焉不得”怎么能表达出“既然士卒肯拼死,又哪有不得胜之理”,或者“既然士卒死都不怕,就会尽力作战了”?这些内容已远超文字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笔糊涂账。正因为在语法上说不清,所以只好采取避而不注或者只疏义而不解词的办法处理。这句话难解之处就出在对“焉”字的解释上。以往的解释都把它作为反诘词,其实在这里不是反诘词,而是连接词,应该训为“而”、“还”等,下文的“得”训为“能”或“到”。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还活着,士卒就只有全力作战。《孙子》强调的就是要善于利用这种死地,使军队拼死作战。这样就显得文通意顺。语言翻译不仅要忠于原意,还要尽量保持原著的感情色彩。两种译文都表达了全力作战的意思,似乎前者显得更积极而后者显得被动,但后者的译文更符合古汉语语法。“士人”究竟是舍生忘死积极求战,还是迫不得已拼死作战?我认为后者更符合《孙子》本意。这还可以用“若驱群羊”之类的表述来佐证。“焉”字一般用在句首或句尾作指示代词或语气词,而在句中作连接词的比较少见,或者说发育很不成熟。原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就有集中论述,可资参考。为了更好的理解《孙子》,遇到类似的语言障碍也有商榷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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